我查查资料看大学设计和建造的历史,可用上朔到八十多年前了。1928年8月6日,国民政府大学院聘任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麦焕章为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李四光是地质学家、秘书叶雅各是林学家,对武昌郊外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叶雅各认为“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经全体委员实地考察后,1928年11月确定以武昌城外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远离闹市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狮子山一带为新校址。依据了国外著名大学校园的理想模式,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选址理念。李四光和叶雅各推荐开尔斯(F.H.Kales)担任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并赴上海邀请来开尔斯。开尔斯实地考察后,认为这一带山丘坡缓且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各项建筑依山而建可节省地基及石料,遂赞同以罗家山为校址。后闻一多将其改名为“珞珈山”。狮子山那个地点则在解放后建成了华中农学院。
1929 年3月,由于珞珈山及其附近都是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经学校函请湖北省建设厅,开始修筑连接街道口的专用公路,但因修路迁坟触犯了一些坟主的孝亲观念,他们便联合起来向湖北省政府请愿,要求其出面制止。于是,省政府以武大新校舍占用民地过多为由,要武大停止建设,另寻新校址。同月,代理校长刘树杞因事务繁忙而辞职。于是教育部任命王世杰为武大首任校长。5月上任伊始,他便致力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勘测、规划以及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与叶雅各先生一道,率数十名民工于一夜之间将所有挡路坟墓全部挖掉,造成了不可变更的既成事实。坟主们虽将此事闹到了中央,但也于事无补,这段宽10米、全长1.5公里的公路最终还是按照原定路线完成,于 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他还特邀省府有关人员亲赴珞珈山现场考察,一致认为此地风景优美,有山有水,在此建校,启发文化,对武汉居民特别有利。
我最早去武大校园应该是在1957年前后,那时候这条路还在,入口处是在街道口这个位置,有个上书“国立武汉大学”的石牌坊,这个牌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因为周边不断开放,不得不搬迁到校园里面,就是现在看到的新位置了。说起这座牌坊,老武大人还常津津乐道地讲起关于历史系吴于廑老教授的一段故事:那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学校师生欢送参军的同学赶赴***,欢送会就在这座牌坊下举行,吴先生发言时,顺手指着牌坊上的大字,反向朗声颂出“学大汉,武立国!”一时欢声雷动,群情激昂,而且几十年来一直传为佳话。
1930年3月18日武汉大学的设计组开始勘测规划,学院的主轴线为李四光勘测所定。缪恩钊带领助手沈中清及另外4名测工开始新校舍的测量绘图工作,经过5个月艰苦努力,按时完成勘测任务。
据说总设计师卡尔斯构思图纸时,常常在山上一站就是数小时,半年后完成了总设计图。8 月,省政府公布校园红线,东以东湖滨、西以茶叶港、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切至茶叶港桥头,总计面积三千余亩。学校用七块银元一亩水田、五块银元一亩山地的价格买下校舍用地。罗姓山主开始不愿舍弃自己的“风水宝地”,时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石瑛亲自上门说服动员。当时山上葬有很多祖坟需要迁移,百余名坟主以新校舍破坏风水为由而阻碍新校址的圈定和校舍建设,甚至要纠集乡民跑到王世杰老家挖其祖坟,省教育厅厅长甚至唆使人在工地闹事。王放出一句话:“ 祖坟你尽可以挖,珞珈校舍一定要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曾昭安按王世杰的示意,组织教授会向教育部力争“像珞珈山这样的好地方,应该建校,无论哪个总统、主席也阻止不了”,结果获准。石瑛也积极支持王世杰,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严厉地驳复了反对迁坟者。
1929年 10月,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聘卡尔斯为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同时通过总设计图,此外还聘有阿伯拉罕·列文斯比尔(A.Leverspiel)和石格斯(R.Sachse)为助手。另聘卡尔斯在哈佛大学的同窗好友缪恩钊为新校舍监造工程师、工程处负责人,负责施工技术监督及部分结构、水暖设计。在他严格认真的技术监督下,保证了这些工程的施工质量,主体结构至今仍坚固完好。工程分别由汉协盛、袁瑞泰、永茂隆等营造厂及上海六合公司承建。
1930 年3月新校舍工程开工。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沈祝三坚信“质量就是根本”,要求武大工程均着眼于保固期百年以上,进料选优质材料,处处严格检验把关,即使在他遭到双目失明的沉重打击后,仍坚持主张双方均派工程师及监工随时监督检查质量。施工中一旦发现问题,则不惜代价,返工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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