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施永青可能是能够代表香港这样一个社会演变的人物之一，尽管今天大多数人喜欢提及施永青和他的中原，但施永青本身的思想与生存原则决定了中原的文化气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施永青让中介企业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文化气质，在香港如是，在内地亦如是。

　　施永青自身的经历是传奇的，从最初的马列主义信徒到中原地产主席，人生与思想跨度之大往往令人不解。但与香港大多数人的现实主义态度一样，施永青无非是在寻找一个现实与理想平衡的基点，加之对人生的阅历不断思考，这个大个子富豪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诠释着自己的快意人生。

　　笔者采访过施永青先生多次，他也长期在《观点》有自己的专栏。施永青无疑是每一个记者梦寐以求的采访对象，他是那种让你觉得与他交流非常快乐的人。作为受访者，他思维清晰而且有条理，观点别致，惊人之语过后一定会给你讲清楚自己的思考逻辑。无论判断对或不对，逻辑是在那里的，其结论往往已经不重要了。

　　“老左”生涯

　　上世纪60年代，香港风起云涌的左派运动如今已经散落在香港的电影与电视的段落之间，偶尔在一些回忆的文本当中也能读到。那实在是个有趣的年代，但仿佛被我们淹没了。香港本身是一个不大擅长记忆的城市，而今天大陆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似乎也全然没有香港，对香港左派的认知，我们是陌生的。

　　也许香港的特异便在于它殖民地的身份，在上世纪风起云涌的中国，香港成为容纳和包容之所，这里远离大陆揪扯不清的民族斗争与政治运动。但有趣的是那些民族斗争与政治运动的牺牲者们大多愿意选择在香港避难，而那些争取国际势力支持的政治力量又不可避免地在香港拥有自己的地盘。

　　于是所有的力量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之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环境，政治力量的角力与博弈在香港变成了另一种格局。所有的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便在最初的香港社会中形成了一些相互割裂的力量。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左派就是其中的一股力量。事实上香港的左派活动主要是组织工人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个源头或许能够上朔到省港大罢工。

　　按施永青自己的说法，他是1960年代中期参加香港的左派活动的，其时，他还是学校的学生。施永青的“左派生涯”从学生时代跨越到“先生”时代，大学毕业后，在夜校教书，以夜校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而且这一教便是8年。夜校教书的薪水并不多，施永青生活清寒，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施永青在此段时间内过的是信徒一般的生活，而在社会角色的定位上，施永青更像一个积极从事社会运动的革命人士。

　　我们没好意思问施永青在1967年香港左派领导的那场著名的“反英抗暴”运动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事实上对那场工人运动的历史评价争议性颇高，有人认为其中有部分忠实于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分子希望夺权，但实际上，这场运动仍是以维护工人权益为主。

　　但在这场运动中，左派损失巨大，多名香港著名左派人士被港英当局判刑。

　　我们能从施永青的言语中判断出，他未必是那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但一定是积极参与者。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在香港会有像施永青这样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人物。即便是在香港左派当中，施永青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非常有研究的，这可能与他后来的夜校教师生涯有关。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当中，施永青一直在香港左派组织中活动，直至1976年，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作为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施永青敏感地认为天安门事件当中，“四人帮”镇压学生是不对的，因而离开左派组织，期间认识了香港著名托派梁国雄，于是开始参与托派组织的活动，并在托派内部做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培训工作。

　　但其时，施永青已经渐渐远离了运动，对于托派，施永青认为自己只是个同情者与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迫于生计压力，施永青开始到一些商业机构打工，成为打工仔，但这个生涯很短暂，两年之后，施永青与伙伴创办中原地产。

　　面对这样的转变，施永青的态度出奇地现实。“夜校有一点收入，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干革命，我还是要生活的。所以就到商业机构打工去了。”施永青说。

　　然而左派生涯的结束却在施永青的骨子里留下了一些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成为其思考的重要逻辑基础，而尊重人的自由意志这样的为人原则更是贯穿于施永青后来管理中原的过程当中。此外，施永青坦陈，左派时期养成的关注大陆政治动态的习惯为中原后来果断进军大陆市场做了很好的铺垫。

　　从香港社会的角度而言，施永青依然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媒体开专栏、主持电台节目、出席各种公众论坛是施永青的爱好。直至其最终期望按自己的意志去做一份媒体，他不惜投入1亿元巨资办免费报纸《am730》。

　　从另外的层面来说，施永青的阅读开始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史，他逐渐拓宽了自己的阅读范围，道家思想开始在施永青后来的人生道路上起到了更多的作用，以至于“无为”成为中原地产的文化标志。与此同时，“进化论”成为施永青对企业成长的核心理解。

　　在阅读中，施永青出奇地能够运用自己的理解将其融会贯通。按施永青自己的说法就是：天道无处不在。即是说，天道只有一个，只不过不同的学说与不同的人对它的诠释不同而已。

　　香港毕竟是一个现实的社会，施永青最终选择了最符合这个社会的方式生存。于是他的思想变得更为绚丽。

　　中原地产

　　1978年，施永青与伙伴创办中原。在中原地产最初的十年里，施永青是幸运的，中原地产赶上了香港70年代房地产上涨周期的末班车。而在80年代初期，中原又经历了香港房地产的下跌周期。其后，是香港地产历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

　　也许从现在看来，中原的成长与环境有关。初入行业未久在低潮中经历了洗牌，洗牌之后又迎来了新一轮更长时间的增长周期。从大环境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一轮洗牌着实是香港地产走向集中的关键一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成长起来的华人地产富豪们在80年代初期经过那一轮洗牌后逐渐集中到长江实业、新鸿基等少数几个企业当中。

　　香港中介行业亦然，经过此轮洗牌之后，存留下来的中介并不多，这让中原有了更大的拓展空间。施永青在80年代中期开始选择了扩张。

　　“我们在周期中发现自己有竞争力和繁殖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扩张了。”施永青说，因为他发现即便是在世道不好的时候，中原依然具有竞争力，是这个行业当中的强者，因此中原具有了繁殖能力。

　　社会竞争本身是残酷的，但人类的潜能也许在社会竞争当中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这是施永青管理中原的关键。施永青“无为”所强调的是，每一个人在中原、行业及社会之间找到一个符合自己的位置，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

　　事实上，施永青的管理方式争议颇多。在很多人眼里他能够给员工足够的空间，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中原本身对员工的保护及维护可能不够，比较没有人情味。

　　但在施永青的眼里，尊重员工的个人自由意志本身就是最为人性化的管理方式。

　　“把员工放在温室里，他是不会成长的。”施永青说。

　　施永青因为“无为”与最初的创业伙伴产生了分歧，但中原最终选择了施永青的“无为”。这让施永青的“无为而治”在香港及国内地产中介行业广为流传。也正是施永青的“无为而治”，在中原最初进入内地后，为内地房地产代理及中介行业塑造了一批人才，这也是施永青和中原为中国房地产留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原进入内地。施永青自己的说法是“当时是把一批人抛向内地的，任其在内地生长发芽。”1998年，中原将内地作为重点发展区域来部署，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内地最具实力和最大的房地产中介代理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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