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和一个人看来没关系，其实，它就是潜藏在每个人心里的钢筋水泥。

　　最开始知道“深圳”这两个字，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有一篇报告文学《车从深圳来》，收在名为《小丫扛大旗》的一本书里，写的是从大都市香港经过小镇子深圳到达广州的广九铁路女子包车组和香港资产阶级香风臭气做斗争，小孩无聊乱翻书，细节全都忘了，到底什么叫“香风臭气”，还有“圳”字的少见，所以一直都没忘记。

　　1985年4月，我从罗湖火车站下车，头顶上是稀疏的竹棚，阳光向地面泄露细碎的影子。深圳，还没什么城市的雏形，少数地方是刚被翻开红土，更多的是荒野和小山，芦苇丛长得疯狂。以后的年头我们就在这里安家。街上经过着几乎没乘客的公交车，售票员拿一面卷成棍子的三角小红旗，探出头来敲着车厢，喊叫着路人避让，表示它要转弯了，那一带当时叫人民桥。

　　刚来深圳的第二天，我和某人有一段对话，闲谈到一个当地女孩的诗：出门闻到稻子香。对话者是老宝安人，对稻子有感情，很推崇那首诗。

　　他问，你觉得深圳这里未来会怎样。

　　我答，不好说，它还不具备城市的基本功能。

　　那人问，将来呢，我广州去过，能不能比得了广州？

　　我不知道这些黄土能不能变成广州，就说，只要比我去过的广西小城梧州强就行，公共汽车售票员不要像个赶马车的。

　　后来，它就紧贴着我们的日子不停地变，我看谁都不知道它能变到哪里去？

　　被绑的孩子

　　我哪会想到，被我所经历过的就这样成为了历史。完全透明甚至感觉还热着的白开水，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了色泽沉郁的浓茶。

　　我记忆中最初的深圳是个未知的大工地。从圆岭住宅区向空荡荡的西南方向望，红土滚滚里可见的惟一建筑物是今天的天虹商场。如果把我当年离开在圆岭的家，一路去天虹商场所走的线路标示在2008年新版地图上，简直是一条荒诞之旅，只有超人才能斜穿过这之间几十栋高楼的大堂和钢筋水泥柱。

　　夏天，没什么方式能消磨炎热的夜晚，我们这些新移民漫无边际沿着空马路走。发现远处一片低矮席棚下面逆着光跪了一个人，矮小，长头发，像个女人。一行人中有做记者的，有新闻敏感，他说，有新闻了，是拐骗妇女的！说着就跑，穿过野生的芦苇和发出恶劣气味的水坑。

　　那是大片荒地中一个由废旧汽车轮胎围成的废品收购场，席棚前跪着个十岁多的男孩，佝偻着垂着头，倒背手被绑在木桩上，又黑又瘦。经营废品生意的老板出来了，潮州人，棚屋前露天摆着功夫茶摊，几个赤裸上身的年轻人蹲在一边咕嘟咕嘟抽竹筒里的水烟。老板说，是个贼，偷汽车轮胎，而且不是一次，是惯盗。老板说着说着，自己发了火，猛然起脚，狠命踢了那孩子一脚。那孩子不仅不言不语，连头都不抬，只是向前踉跄。记者制止老板，说他还是孩子。没想那老板暴跳如雷说，他是贼！比他细的崽我都抓过，全是贼，几个一起来偷，好彩今天我抓住这个，没让他们全跑了！我们拿出记者证，责问这老板私设公堂，犯了法。他并不怕，说私刑算什么，我抓一个就斩一个手，看他还敢不敢偷！越说越气，又冲过去踢跪在地上的孩子。我们说找派出所，老板很不屑。

　　我们四处看看没路灯的空地，到处堆放钢筋水泥铁皮木板，谁也不知道派出所在哪。

　　就在我们想追究眼前这个凶老板的时候，一阵混乱喊叫，那个孩子跑了，地上滚着轮胎，几个打工的疯狂跑去追，那孩子逃得真快，眨眼消失在茅草中。

　　傍晚遇见小偷这事，被记者连夜写了，第二天发在报纸头版，算重要新闻。

　　街头冰室

　　冰室是什么东西？

　　它的出现到消失很短暂，在我们旁边擦身而过，再没复出过。按照旧说法，它就像一场“眼前过”，早年的乡村放电影不叫放电影，农民们夹着板凳说，瞅“眼前过”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的工棚间出现不少临时搭建的小店，离着还好远，已经看见手写的“冰室”两个不太美观的字，不知道又冒出了什么新奇时尚东西。我最早去的冰室，大约在今天深圳荔枝公园西门到已经拆掉的几家花鸟鱼虫店之间，当时的深圳图书馆还没完工，红泥浆里陷着挖掘机。那间冰室是个简易席棚，里面有得坐，人一进去，惹起大片蚊子苍蝇。我们满脚踩的泥，从冰室里端出一杯带冰茬的水，色彩绝对鲜艳，看着透蓝的天空慢慢享受。

　　大约在冰室存在的同时，街头少数银行酒楼崭新的茶色玻璃门上出现两行竖排字：冷气开放，推门请进。有个从北京来的大学教师恰恰被这两行字给震慑了：连空调都开放了，收费必然高，请进去的不单是你本人，更是你口袋里的人民币。那种紧闭的门他绝不敢进。

　　对于北方来的人，这蛮荒之地的湿热实在可怕，来了又退回去的同样不少。

　　你到深圳那地方做什么

　　有一个美国短篇小说《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写一个爱管闲事又老套的邮差对新搬进社区的一对嬉皮士青年的疑虑和监视。我几乎不买小说的，大约1986年，在一家现在早已经消失的书店里看到它，立刻买了，完全是以为它的书名，被那种质问的句式。

　　你来深圳想做什么？这是1980年代中后期新移民之间最自然的对话。

　　有人为理想，有人为自由，有人为爱情，有人为逃避。2003年的夏天，我和儿子在华强北顺电商场门前，这个全部童年记忆都在深圳的年轻人说：你知道眼前这些急匆匆冲红灯过街的人都是为了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字：钱。哪个的奔波都是为了钱啊。

　　他是被我们带大的孩子，更是被这个城市带大的一代，是眼见着理想主义蜕变成为拜金狂潮长大的，他有资格有体会，所以能一语中的。

　　我说过，特殊的年代，几年就出现另一代人。进入1990年代，涌入这座城市的外来者们好像集体校正了准星，目的惊人地一致，对准了经济诱惑。内地一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内科医生认真地问我：如果我去深圳，能拿到现在报酬的几倍，收红包很普遍吧？

　　世界上先南辕而后北辙的实例不少见，我们作为直接亲历者不失落也不惊奇。但是，我在2008年3月几乎整月的漫天阴霾里想，谁会想到，我们头顶上的天会变成这样？

　　华强北的23年

　　深圳华强北只是个地域名称，但同时它又在华强北这三个字后面饱藏着故事，如果低于百年的历史也可以称作沧桑的话，我见到的华强北虽然不过23年，却早已历经沧桑。

　　第一次进入华强北，见到空荡荡一片工业区，编号的仓库，高门矮墙，偶尔经过一辆载货车。有个朋友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地看看，他住一幢厂房，幽深的长走廊，远处有装卸金属块的轰响。我们说，还有人住这种地方？是在华强北这朋友的临时住处，我第一次看到了录像，1985年的夏天。下楼走很远，有挑担子卖西瓜的，一毛五一斤。切成条的瓜，全摆在街上，苍蝇蚊子都钉在上面。

　　进入1990年代的华强北，街西百米之内坐满了找零工的人，背后是越长越高的夹竹桃，花开得正茂盛。每人脚下一张硬纸板，写着泥头车，中巴，是应聘司机的。还有西点，川菜，鲁菜。写高中物理，英语的是家教。卖旧货的写二手368.大多数时候，街上没什么人，只有这些等工的人，有人拿纸板占着位置，跑到夹竹桃下面摆象棋，没见谁急不可待惶惶难以终日的。

　　渐渐，想来这城市找一份事情做的人太多了，到过我家的不计其数。有个女孩才落脚两天就在当时的华强南路人才市场找到工作。她来我家吃饭，临走跟我要七毛硬币，给她一块，她坚决不要，说坐一次车七毛，为什么多给公交公司三毛。后来听说她每天只吃一餐饭。找到一家公厕，每次收费两毛，还可以冲凉的。这个小姑娘，又是我最早看见带传呼机的人之一。我说，养一个机器还不如先吃饱了肚子，她说call机就是机会啊！现在这孩子早已经去了北京，买了自己的楼。

　　今天，购物者接踵喧闹的华强北，没人知道曾经有多少人在不同时间以什么样的心情出入这里。

　　大约3年前，我路过华强北一条相对僻静的小路，靠人行道蹲了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黑塑料夹完全挡住脸，脚前一只旧式黑皮包上，用白粉笔写了两行字：我饿了，哪个好心人给我一点吃的，给我一份工作。没谁注意他，人人行色匆匆。我先经过了，再回头去看一眼，等我回味写在皮包上的那段话，已经转过街，走到当年种夹竹桃的位置。我想，也许，那人是真的遇到意外困难。一小时后，再经过那儿，不见人影。

　　养育一棵假槟榔树

　　1986年的春天，深圳大戏院一带绿化，一棵一米多高的小树被扔在路边，问穿高统胶靴的园林工人，他们说这树死了，栽下去也是活不成。看它倒在路边真可怜，拿出记者证和工人商量，傍晚的时候，园林公司的车把死树给我们拉回了家，告诉我们这叫假槟榔。

　　就是人们常说的死马当着活马医，我们把它浅浅地种在院子里。

　　并不是特别喜欢植物，当时的人没什么环境绿色概念，也不是特别喜欢这树种，木棉凤凰菠萝蜜都好看。关键是人刚离开寒冷凛冽的北方，见到所有热带的红花绿叶都新奇都珍惜都不忍遗弃。恰恰被我们碰到了的是这一棵，是它更是我们的福。

　　没做什么特殊的养护，只是想起来去浇浇水，它开始复活了，从高不过人到十年后超过了四层楼，现在已经向六楼长了。它日夜不息地用它的长叶子摩挲天空，十几年里，谁来我家都要先经过它，都忍不住仰头看看。我拍它越来越粗的树干，总想到盲人摸象的故事，它是隐形大象的一条腿，其余三条腿在哪，谁也不知道。

　　由我们养育的假槟榔现在还竖立在下步庙，继续发叶继续生红豆继续茁壮。我们到北京到成都，包括到巴黎都有人问起，说你们还住在院里有一棵树的那个家吗？

　　现在我们搬离了那个小区，只有树还在，树干上有刻了阿拉伯数字为证，曾经记录了它这一生落过的叶子数目。

　　沙头角的惊心动魄

　　曾经，人们去沙头角很隆重，因为路远，又要再办边境通行证，还因为想买的东西太多。三个理由相加，去一次肯定要逛整整一天。

　　去沙头角购物的人最多，另外，远道来看深港间界石并拍照留念的有，冒险在外衣里夹带免税相机的有，买本香港印刷品坐在街边看完扔掉的有，二十块港币买八只芒果吃完就走的有。我的一个熟人，一过验证大厅，任家人去购物，他早早找间快餐店坐等，他要等到中午专门为吃一碟港式快餐，他坚持说那味道是深圳这边做不出来的。不过塑胶盘子里一份白饭加豉汁排骨，插两根塑料筷子。

　　哪个人去沙头角都没有我一个画家朋友紧张，他是准备逃到香港去。

　　画家充分体现了“秀才”的无能。逃港其实没那么难，深圳和香港之间的临界处还少吗，河海山，一应俱全，但是，画家仔细分析了，最好的逃港地是沙头角。地点早已确定，他还迟迟不逃，要实地侦察。据我所知，他起码侦察了三次。他的经验是，要办个三个月长证，学几句简单粤语，等一个阴雨绵绵的天，穿拖鞋披雨衣，慌张急促左右顾盼都忌，从容“猫低”跟住一辆运货的平板车。

　　经验都已经尽人皆知了，可画家本人还在深圳，隔一段去一次沙头角，第二天又见到，拍手叹气说没有好的机会。

　　最成功的一次他过了港英地界，当时那里一棵小凤凰树，有香港警察守着。画家兴奋得心跳，跟没了平板车又跟路人，经过一家电影院，看见巴士站，有警察验证才能上车。画家怕得要命，快步往回走。我们取笑他，没有逃港的胆，就不要逃了，他说不行，这是我的信念！画家后来去了美国又回了中国，折腾来折腾去，又转回来了。沙头角，我也超过十多年没再去。它衰落了。

　　因为公事，我曾经在沙头角中英街住了一星期，1997年前，没硬性安排采访，每天胡转悠。观察中方边防军，又观察香港警察纯黑制服银警章，偶尔闪现在曲曲弯弯小街的香港一侧。当年沙头角的清晨，像晨练一样，许多上年纪的港人从香港那边，那棵不大的凤凰树下过来，到中英街上唯一一家属于中方的沙头角酒店饮早茶，图的这边悠闲便宜又地方宽敞。当时我住在酒店楼上，每个早上，人还没下到底层大餐厅就听到滚滚人声，满眼的广东式熙熙攘攘，毫没顾忌的前呼后应，茶壶盖子四处脆响，老年妇女暗紫色花裤衫起落。

　　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上午，从香港那边过来喝早茶的老太太，稀疏的头发上扎着红红绿绿的毛线头绳，双耳朵下垂给金首饰坠穿了，软软地难看地拖着。她们高声喧哗，把大堂全坐满，直到中午才散去。对比小街上推平板车捡拾杂物的老人，她们活着就是神仙了。

　　骑辆单车去蛇口

　　骑辆单车去蛇口其实没什么，有人骑车环游世界呢。

　　但是，当你没办法，没选择，必须骑单车在泥里颠簸三十公里，就是件痛苦事。

　　1985年，两个朋友要去蛇口采访，急等交稿，香蜜湖一带正修路，坐中巴只能更慢，他们只有骑单车。晚上回来讲，去的是日资工厂，见了人还要盘问有没有预约，这么远骑来了，没预约还不见吗？他们两个骂日本人。

　　我来深圳第二天就去蛇口，坐的中巴，有窗帘有音乐有空调还略带香水味，车是日本进口的。当时有人告诉我，识别空调车，就看车顶有没有额外突起一层。一路红尘滚滚，好像为了节省，中巴并没开空调。中巴颠簸到蛇口超过两小时，现在不塞车半小时都不用，我去蛇口，到黄宗英的电影公司看长影的同事，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的责任编辑。在他家第一次看了香港电视，麦克尔。杰克逊和一群伴舞又扭又跳。来深圳前，在广州的沈宏非把香港出的“百花周刊”寄到北方，每期不漏，我知道了这个刚红起来的黑人歌手，而见到他的形象恰恰在蛇口。

　　1985年的蛇口没有公共汽车，我和人说，没有公共汽车的地方，只能是乡村。后来，过了好几年，蛇口依然没有公共汽车，白天和夜里，它都是座空旷幽静的城，只有上下班时间，街上才见骑车走路的人，都穿统一制服的打工者。

　　当年骑单车去蛇口采访的人，都还是常见面的好朋友，一个开本田，一个开路虎，按来深圳的年限算，两个人开的都是太一般的车，比他们晚来十年开上奔驰的多了。看来赚钱不在先后，追寻理想自由却是有先后的，现在，谁会为自由来深圳？都去丽江束河拉萨了。

　　住到屋顶上

　　如果哪一个人在2008年说，他将要搬到某某住宅的顶层，这显然是通报好消息。

　　广告教导我们：屋顶有复式，屋顶送天台，屋顶视野好，屋顶有品味。广告又附带一句：地球人都知道。这大约是局限在二十一世纪的这些地球人。

　　十几年前，一个朋友兴匆匆来报，说单位终于给他安排住房了，在红岭红荔两路交界处一办公楼顶天台上临时搭建的铁皮屋。深圳这么恶毒的夏天，天台上几平方的铁皮屋也住得人？他当年悠悠然住得美好，常常步出小屋，整个天台一人独霸，中秋以后的深夜，漫天的凉风只吹他一个赤膊的人。

　　北方的屋顶，多数是铺了瓦的斜面。雪天的瓦白了，被极透明极柔软的夕阳照成金金的，金光里每户人家突起一根灰烟囱。远远地观察每一缕烟，分得出风向的东西，分得出屋子主人家烧的是干劈材还是湿煤粉。我童年住在两层小楼的底层，1967年的夏天，中学红卫兵把整个二楼占领了，那时候，二楼的天窗已经算那一带的制高点。几个毛孩子干的暴力革命，就是向不远处的中学偶尔放放冷枪。我读书的小学校礼堂，早年曾经是教堂，尖顶可以和消防队的了望楼比高。教堂最顶尖有一片铸铁的公鸡，昂着头。风大的时候，铁鸡疯狂旋转，很快转得不见鸡形儿。

　　除了红卫兵和打扫烟囱的，再没人上屋顶。第一次看到人在楼顶与楼顶之间跳跃，前个人逃亡后个人追逐，好像是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其实最会玩屋顶追踪的是美国人，那年代，美国是坏蛋的代名词，我们只知其坏，不关心其住什么吃什么玩什么想什么。反正美国是坏，二楼是制高点。

　　前几年，经过龙华一栋烂尾楼，无窗无门却每一层都住了无业游民，晃晃地他们就像住到了半天上。蚊帐床单学步车煤炉，活生生一个底层生活的全开放剖面。十几个孩子在完全坦露的六楼顶层追逐玩耍，没任何护栏。他们才不会轻易坠楼，动物自我调整自我保护自我渐进是最起码的天赋。他们中间也许有人将来住进伦敦最高尚的社区温布尔顿之类，这和我们这些人能从上世纪中期安稳地活到了今天同理。

　　人居安了并不一定全要思危，他还想活得更新鲜刺激。所以空置着自己的顶层复式去四处爬高，玩溪流玩登顶，北方农民不理解，他们说，那是烧的！

　　感激电视

　　有天夜里我经过华强北，看见许多人在街头仰着头，一水水地挤坐在一起，异常专注而又整齐。不是散布在酒楼门外等座位的食客，是围住一家小店看电视的。这种场面好多年没见了，我说。当时，我不由地停下来，霓虹灯那么晃眼，汽车那么密集地吵，他们全没感觉，什么电视节目有那么吸引。看那些忘我的人，只有简单的东西才让人感动，我说。同行者认为我少见多怪，说哪天不是如此？

　　在我们责难电视通俗平庸大众化，完全把观众当傻子胡弄的时候，电视却仍旧抚慰着另外一些人们，电视是他们的大救星。

　　1985年4月，第一次看在深圳看电视节目，真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实在没有比这些俗词更能恰当地表示当时的感觉。电视机多摆放在商场里，属于高消费，街头还不多见。那一年的秋天，在免税商店买了我们到南方来的第一台电视机。当一个人拥有2000块总资产的时候，甘愿拿出1000块去买台电视来享受，这种比例的投入，在传媒发达的今天难道可以想象？

　　红色尘土扑落后的大街空荡荡，晚上很少行人，经常见到集中在简易席棚前面挺身束手的人们，几十个挤坐着看一台电视。潮湿空气中嗡嗡地底层荡漾着粤语顶层浮荡着粤剧，每个人的正头顶还追随一大束快乐的蚊虫。

　　当时把特区叫窗口，电视是这窗口上独立开辟的小天窗，向渴望者全无保留地展开着新鲜未知的世界。正是那台用一块人民币兑换四块港币的比值买来的日产电视机，给我们首映了《1984》，《白夜》，《迷墙》，《毛发》，《追梦者》，《约翰。。列侬传》，多了多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十多年来，每个平安夜我们习惯了在明珠台的八点三十档看《雪人回来了》动画片，十多年没看厌过。有人专门录下那节目想送我，可是，录像带不能替代，每年中确定在那一夜，有飘飘的乐声随雪人男孩在屋子角落里悠悠旋转。

　　我正是通过电视这老师，学会了听广东话，以至今天，当我儿子在北京拥挤的学生宿舍里想跟我说点秘密，立刻会把普通话转换成粤语，我们忽然掌握了这种保密语。往过去想想，禁不住对电视机黑糊糊的塑料盒子心存感激，而当年的那个家伙早就消失了，我们说，换个大的，它被无情淘汰了。我们没注意，在这样无知觉的日子中，我们的心也更换过了多少次。旧话说知恩图报，我们拿什么报答电视呢。

　　这么快，人们就把喜爱变成了憎恶和讨伐。好莱坞的影片《楚门的世界》里的那个天真的楚门，当他发现他的一生就是供全世界唏嘘窥视的真人秀，他不能再忍受上当，终于找到“大海”的边缘，揭开纸做的海天的一角。我们没什么可揭示，左面是海，右面是天，再明白不过了，什么都知道了反而不好玩了。

　　我们住过的地方

　　前些天，又有两个朋友问我：你还住在那个什么什么庙吗？

　　我说：我搬出庙了。

　　那个名气不小的又住着人“庙”，听来好像翻开一本发软发黄的聊斋。深圳人都知道深港界河边的上步区下步庙，后来可能有人感觉叫个“庙”不好，改叫南华村，但是人们还是留恋老说法。

　　我搬离了下步庙，在朋友们的记忆里，它似乎凝固，成了我必然早出晚入的地方。

　　我曾经说过，我住的地方叫作：上不去下不妙。1985年末搬进崭新的下步庙，路灯还没亮过来，几幢新楼初起，迎门就是大片野生的含羞草，开满淡紫的小花朵。对面是繁华的赤尾村，林白在她的一篇小说里直接移用了这个村名。仅从字面上看，赤尾即红尾巴，能联想到鹦鹉金鱼大鸟等等美丽的活物，事实上它在当时是活灵活现的窄巷黑墙小窗污水老树，碉楼下夹杂着茅草过人的荒芜院落，台风一过，银亮亮满街过膝的水。和我们一街之隔的红尾巴村，类似的景象十几年里被城市快速吞没灭迹，谁想探询过去，要跑几十公里去大鹏镇参观。

　　住在冷清的下步庙，外出吃饭要去有霓虹灯的赤尾村或巴登村，后面这种地方才深藏这城市的底细。早些年我看好莱坞影片《午夜牛郎》，后来又有陈果的《香港制造》，总是立刻想到深圳层面深厚的老屋村们。我曾经的本职工作是电影剧本，对故事有特殊的感觉，每天我们被密匝匝的故事细节挤着，挤得久了麻木无知觉，哪个人的活着不比电视连续剧精彩又多悬念？

　　一个出国多年再回来的朋友说，你们住的社区简直不敢认了，南方的树长得惊人的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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