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松和忻苹的丈夫结识于丽江,后者带回去一本《汉声》杂志,那期做的是“中国女红——母亲的艺术”,它所涵盖的中国民间工艺文化,恰好切合了忻苹正在尝试推广的DIY手工业市场。去年九月,她邀请黄永松前往宁波。
他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一个有关宁波创意产业的研讨会上。一些文化人、艺术家提出是否可以尝试开画廊。大家轮流发言。轮到忻苹,她站起来说:“宁波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不可能去复制北京、上海的模式。宁波的优势是传统制造业基地,如果能把创意产业和制造业结合起来,对双方都会是一个提升。”论坛结束后,黄永松对忻苹说:“你说得最对。”
《汉声》杂志其实是希望衔接传统和现代。有一次,忻苹对黄永松说:“您做了三十六年的《汉声》,开了很多花,但看到它们结果了么?你不确定它们是否结果,但在慈城,也许可以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
忻苹此时也正陷入困局。Teresa所属的PRYM公司一直试图利用忻苹的公司进入大陆市场。她很担心,随着国外DIY手工业品牌的进入,手工文化将彻底被西方占领。她需要的就是《汉声》的进入,来自中国内部的传统文化根基。
而郑利群在经历了五年的折腾之后,几近一无所获。慈城开发公司急于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项目去盘活古城。
在黄永松抵达宁波的第二天,郑利群加入了谈话。每一个人都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黄永松说:“这就像一个有说明的产业集群,《汉声》独立于之外,又参与其中。也可以说,我们赋予其意义。”
但在中国,我知道许多类似的项目往往承担着政策的风险。去年,我曾经前往浙江台州一个古城。那是一个在开发之初设计完美的方案,但随着参与方越来越多,各方利益交杂在一起。一拖就是十年。而十年之后,那几乎已成死城。
我向黄永松提出这种担忧:“有没有想过将来会出现的阻力?”
“我开始也有这种担心,甚至害怕慈城变得和其他古镇一样千篇一律。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他停了一下,接着说,“这种事也许讲点缘分,但是知识分子不是应该真正去做一些事情么?”
在《汉声》杂志办公室,我曾和其他两名编辑交流此事。她们也有同样的担忧,但其中一个女孩说:“《汉声》的确该做一些这样的尝试了。”黄永松也经常对朋友提及此事,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会顺口说:“那就做做看吧!”他气愤地回应:“当然要去做才知道。”
忻苹后来对我说,黄老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碰见他是我们的幸运。我后悔自己当日在北京提出的问题,也许我的担忧对于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来说,显得多余。
那天中午,我和同去的朋友又留下来吃午饭。黄永松快乐地谈起“天工之城”。他拿出一份忻苹刚刚传真过来的年度计划表,上面密集地安排着黄永松这一年的行程。我问他:“你不感到累么?”
黄大笑几声:“所以压力很大啊。如果说以前是我拉着他们在走,现在是他们推着我前行了。”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又是忻苹的。
八
在宁波的最后一天,我陪着忻苹和Teresa再次来到慈城。我们坐三轮车来到老宅最多的那条街道。其中一栋老宅正在大修,到处都是木工。她并不知道以后谁将会入住这里。
开发公司为了招商,决定免除所有老宅的租赁费三年。忻苹已经找到了十个和手工业有关的品牌进驻“天工之城”。在他们即将入住的老宅里,忻苹一个一个设计着门廊,打电话求证。
当天晚上,我们在“走马楼”吃完饭。出门已是漆黑一片,但天上的星星却异常闪亮。Teresa指着一个方向说:“那是织女座,在美国我的家乡也能看见。”我们一下都笑了。这个星座,同样出现在《汉声》为“天工之城”设计的LOGO图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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