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忻苹的名片上，“老外婆”的LOGO是一个人头像，一个挽着髻，戴着眼镜的婆婆。那是一种形象生动的表达，非常聪明的设计，和针线这类工具紧紧联系在一起。

　　就连忻苹本人，似乎也暗合着针线所带来的隐喻。她留着短直发，圆脸，穿一件羊毛衫。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像中国传统妇女的打扮了。她坐在那里，安静恬淡的样子，好像随时可以拿出一套竹签开始编织毛衣。

　　三个月后，当我第二次见到忻苹，在她位于宁波的工厂办公室，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三

　　在宁波，我最热衷于看到的是一栋又一栋工厂厂房。从市区出发，沿着环城西路过了江北大桥，整个城市开始展露出完全不同的风貌。那里大多是低矮却宽大的建筑。有一些厂房面对马路的墙壁，几乎没有一扇窗。我听不见里面传来的机器轰隆声。

　　宁波是一个外向型、传统产业聚集的地区。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在中国外贸出口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宁波人尝到了甜头。他们大力发展各种制造业，只要开厂，就有订单，就能赚钱。那些从全球飞到宁波的订单，有设计和要求，什么都不用宁波人操心，只要照着做就可以。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中国西部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涌向这里，很少有宁波工厂主会费心费钱去搞自己的设计研发。

　　但现在，风头不太对了。原材料一直疯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加，连原先以为永远用不完的廉价劳工都选择呆在了家乡，宁波制造业的利润开始下滑。忻苹告诉我：“在我们的制造能力和出口能力一路狂奔的过程中，创造力却鲜有提升。我们以前做的，都是外国人的设计和创意，他们控制了渠道，以至于我们在和外国企业的谈判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谈判的主导权根本不在我们的手中。你可以做到的，别人也能做，你必须做到的，只有更低的价格。”

　　大多数宁波工厂主都意识到，他们应该提升产业。但宁波的产业大都规模小，习惯简单生产，创意设计的资源非常匮乏。如果一个传统产业要从简单粗糙，到设计创意，乃至品牌建设，如何开始这一切？

　　2006年初，忻苹向宁波江北区人大提交了一份建议。她希望在慈城建立一个“三位一体”的创意园区。其中包括一个手工DIY全国行业中心、一个DIY休闲旅游区。最重要的是，那里还将成为一个为传统制造业配套的创意产业区。

　　在这份建议里，她写道：“在宁波，乃至整个中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创意产品’的买方市场。宁波缺乏人才，也缺乏这个产业形成和成长的环境，且不容易自然形成，需要政府出面来引进和支持。”如果大量设计和开发人员进入慈城，它将对宁波原有制造业产生一种良性的反馈，同时发展出一个配套的设计创意产业。

　　四

　　忻苹的工厂在江北大道并不起眼。只有两层楼，办公区占据二楼一角，其余皆为厂房。

　　我见到一个叫徐美珍的年轻人。她的面前摆放着十几件手工工具，制作一个全新设计的产品，她可能需要一个上午，但如果是一个熟悉的卫生纸筒，她也许仅仅需要两个小时。徐美珍工作的部门被称为打样间。

　　打样间的上游是设计部，下游是制造车间。一件产品由设计部确定之后，把图纸交给打样间。徐美珍和她的同事，对照图纸完全用手工制作出一件样品。如果没有差错，她将把这个过程写下来，并向车间组长培训。到最后，大规模成批的产品由车间的女工制造出来。

　　这是一个安静无比的过程。在工厂二楼，人们悄无声息地用着剪刀，熨斗，或者不停地折叠。

　　徐美珍毕业于浙江纺织服装技术学院，她的专业是家居设计，但她在打样间已经干了三年。有时候，碰到按照图纸做不出来的产品，她会向设计师建议修改图纸，甚至是布料的花纹色彩，她也可以提出建议。并不是所有会手工的人都像她一样懂得设计，而设计师也未必有徐美珍懂的手工艺技术。

　　忻苹告诉我，宁波本土厂商可以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工具，在一定的教学培训下，人们可以自己去设计和完成一些工艺品或者日用品，反之，对原料和工具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如果像徐美珍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慢慢会形成一个设计产业群。对于习惯简单生产的宁波制造业来说，大量的创意设计人才，将最终推动它们成功转型。

　　有一次，我问Teresa，为什么DIY手工业在美国会那么发达？她从美国的历史讲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五十年代的富裕，直至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个性解放。这时她强调说：“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有点像美国六七十年代，人们在追求个性舒展。”

　　在一些大城市，创意市集大约每年都要举办一次。我记得它刚兴起时，年轻人奔走相告。他们能在市集上买到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但现在，创意市集正变得越来越没有创意。产品雷同和设计的局限性，我听到许多对创意市集的抱怨声。

　　普及更广的，似乎是一种叫十字绣的手工作品。它被商家解释成来自欧洲宫廷的艺术，这越发促进了它的流行。在网络上，出现了许多以手工创作为内容的网站。一个名叫手工芸城的网站据说有九万注册用户，他们每天在上面交流各种工艺和设计图案。

　　但这些都和工厂无关。

　　五

　　忻苹是地道的宁波人。父亲曾是北大的数学老师，她的家庭背景没有任何商业因素。在宁波念完中学后，她考上了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在那里，她学习信息工程专业，毕业后直接分配至北京无线电研究所，隶属海军部队。那是一份对她来说毫无兴趣的工作。

　　1989年下半年，忻苹提出了辞职。她27岁，然后一无所有回到宁波，却觉得自己异常的自由。1990年代初，知识分子下海是整个国家的潮流。在宁波，出口代工的制造业蒸蒸日上，忻苹的外语优势让她顺利找到一份工作，出口缝纫线。

　　“部队的日子是封闭的，但宁波是对外的。世界一下就打开了。”几年的磨练之后，忻苹已经非常熟悉外国人做生意的思维和方式。她对我说，“最重要的，就是你得对每一件事情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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