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广交会上，忻苹看见一个外国人拿着一盒针线包，到处问有没有工厂愿意做。没有人肯接这个单。她果断地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自己去采购针、线，然后包装成漂亮的针线盒，贴牌卖给外国人。这是1996年，她成立了自己的工厂。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浙江商人被认为是最具活力以及最会赚钱的人。浙商最厉害的不是名人大家，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阵容。忻苹是其中一员，她可能不太瞩目，但她却自有区别于其他企业家的方式。

　　有一次，忻苹带我参观她工厂的样品间。那是一个大约一百平方米的套间。在里屋，陈列着“老外婆”品牌下的所有产品──各种手工活必需的工具。但在另一个架子上，我看见许多贴着国际大品牌的手工工具。它们分类更细，包装上没有一个中文字。我找到了PRYM公司。那是忻苹的工厂早期生产的产品，替海外贴牌代工。

　　从里屋走到大厅，像走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里展示着上百种布艺家居礼品。她给我看一个黑色的盒子，外表毫无特色。但打开之后，盒子朝四面展开，内衬是粉红色的绸料，每一面都放着一种工具。针，剪刀，卷尺，或者线团。这个屋子的每一件东西都经过精心设计，带有强烈的中国味道。大红的牡丹，穿旗袍的女人，或者绣花鞋。

　　忻苹的样品间陈列着她的个人生意史。从出口加工，到拥有自己的第一个品牌“老外婆”，接着是设计精美的“成家”礼品。但在浙江，许多中小企业仍停留在第一步，他们大多没有自己的品牌和设计，处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低端。

　　在宁波的一次文具展销会上，忻苹遇到一个专做出口加工的老板。她问他是否想做内销市场，老板说，“想啊，但是怎么做？”这是忻苹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它并非意味着没有机会，而是人们很少知道，市场的机会在哪里。

　　现在，忻苹决定创造出一个机会。她也许将邀请那名文具商老板，进驻“天工之城”。

　　六

　　慈城古县城开发公司在一栋三层楼的新式古典建筑。五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专家进进出出，主要负责和他们洽谈的是开发公司的副总经理郑利群。她是一位高个儿瘦削的年轻人，也许是因为要和太多人说话，她语速极快，直指重点。我每次和她见面，都感觉她想随时从我身边溜走。

　　第一次到慈城，我就被拉到了开发公司的三楼会议室。忻苹夫妇带着三名专家过来考察。他们围坐在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前。那天的会谈显然颇具分量，开发公司的总经理严再天也在场。他剃着平头，严肃不多话。三个从上海来的人分别是摄影师阿兰·朱利安、罗永进和建筑师陈旭东。阿兰·朱利安是平遥古城摄影节的策展人之一。

　　经过一番没有得出结论的谈话之后，我们前往一个湖边的酒楼吃饭。开发公司把一栋漂亮的老宅，改造成一个高档饭馆，取名“走马楼”。在唐朝，这是一个在骊山华清宫的楼名。

　　郑利群仿佛已经习惯这样的程序：专家来了，专家谈话，专家吃饭。来了，谈话，吃饭。走马观花。自从宁波市政府决定重新开发慈城之后，郑利群已经在这里工作五年。她总是一副非常忙碌的样子，我和她的每次谈话都简短迅速。有时在老宅的屋檐下，有时在寂静的街道上。“你知道的，我们得赶快。维修工程要加快，招商的速度也是快点好。我们如果不赶快，忻苹万一去别的地方怎么办？”

　　开发公司尽了全力收回所有的老宅，将居民搬迁至离城两公里左右的现代小区。他们还搬迁了一个纺织厂和水泥厂到城外，但空置的厂房至今仍未派上用场。在古城外，政府划拨了一块更大的土地用作新城。新城开发土地得到的收益，再投资到古城开发建设中。五年，他们一共花掉了十三亿元人民币。

　　对于慈城，专家的建议五花八门。有人希望做古玩市场，否掉。有人说做大型公园，否掉。最傻的建议是，把慈城变成第二个乌镇。在忻苹到来之前，郑利群他们几乎已经决定把慈城变成一个养生度假区。为此，他们花三百多万购买了一尊吴为山教授的“老子”雕塑，放在清道观后面的山顶上。在前往慈城的公路上，“老子”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人”。

　　那天下午日清气爽，我们决定在慈城做一次“走马观花”游。经过五年的修缮，开发公司也不是毫无成果，像许多急待吸引游客的古镇一样，他们把县衙门、文庙和校式馆变成收费的景点，但我们谁也不想进去看一眼。

　　作为游客，慈城最大的诱惑，就是它未被开发时的状态。阳光透过树枝打在冷清的街道上，老人和小孩安静地坐在门口。这里最吸引人目光的是游荡在街上的狗。它们大多懒散，随处躺下闭着眼睛晒太阳。某种角度讲，我发现这里的确适合养生度假。

　　大多数修缮好的老宅空无一人。一行人惊叹着它们的完整和工艺，照相机生怕漏掉每一个细微的景致。只有忻苹不厌其烦地讲解，带路，再讲解。

　　有时候，我会停下来和忻苹说上两句话。在树与树的间隙，我们沐浴在三月温暖的阳光中。她看起来身体疲惫，但精力却无限。那天，她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呢绒短上衣，裤子是竖条纹，多了一些时尚的气息。我已经分不清她到底像一个家庭主妇，还是一名能干的商人，或者，她现在两者都不是。

　　“天工之城”仍是一个想象中的“城市”。我问忻苹，“你对它有十足的把握么？”

　　“我想它应该会成功。”

　　“可是，你能确定它会带来经济上的好处？”

　　“我是一个生意人。不赚钱的事，我一般不会做的。”忻苹一字一顿地说。

　　七

　　去宁波之前，我曾再度造访《汉声》杂志北京办公室。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天工之城”的地方。黄永松答应在一个周六的上午和我谈谈。

　　上次见面是在2007年底。办公室没什么变化，依然有着《汉声》独特的传统味道。在黄永松办公室大门的两侧墙壁上，贴着两面门神，怒目而视。印象中，除了“天工之城”这个名字，黄永松和浙江慈城的项目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关联。但没想到，他已经来回宁波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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