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外风云突起：东欧剧变，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带来了苏联的思想混乱，里根站在柏林墙下向社会主义东方喊话。正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发生了1989年的那场风波。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很快平息了那场风波，接着一刻不停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一时间，一心盼望中国“和平演变”的西方人因为失望而恼怒了。西方舆论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大骂中国不民主，不自由，没有人权，搞独裁等等。

　　有一位驻欧洲的中国资深外交官回忆说，当时他想同驻在国官员商讨第二年的交往项目，对方笑笑说：“明年你们还在吗？”仿佛中国已被西方判了“死刑”。

　　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下，预言中国崩溃的言论甚嚣尘上，其中有一本书就叫《中国即将崩溃》。该书断言：“北京还有大约5年时间可以用来纠正错误。”但是，5年早就过去了，中国却是一天比一天强大。所以，去年底《美国人》双月刊刊登了一篇驻北京记者针对那本书写的文章，他不无揶揄地写道：“今天，这种批评却只不过显示出：与中国务实的经济改革计划打赌是多么危险。”

　　“中国威胁论”与“利益攸关方”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80多年历史证明，中国人是骂不倒的。虽然西方骂声不断，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却越走越坚定。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西方的舆论忽然一变，“中国崩溃论”降调了(当然没有消失)，“中国威胁论”热闹了起来。

　　嚷嚷“中国威胁论”的大约有三种人。一种人害怕中国廉价的产品抢了西方人的就业机会；一种人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必然增加军力，威胁到了西方的安全；还有一种人是“西方价值观至上论”者，他们认为只有西方价值观可以拯救世界，如果中国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方，他们奉为圭臬的信仰就要贬值、瓦解了，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除了主张遏制中国的一小批人之外，西方也有不少人主张接触和对话。他们知道中国是遏制不了的，提出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其含义就是要中国在分享利益的同时也要分担世界上的责任。

　　这种说法当然比“中国威胁论”温和得多。其实，中国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世贸组织成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尊重和遵守当今的国际秩序。同时中国也认为，当今国际秩序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需要所有国家一起平心静气地负责任地商量改进，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至于西方舆论硬要把像达尔富尔这样的热点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中国模式”越来越吸引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大，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也越来越多。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不自称“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国外对中国的解读。

　　这种解读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方的解读，可以说是充满着偏见。例如，美国右翼企业研究所去年底的出版物中说：“描述这一模式的一个较为简便的方式就是：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

　　另一种是非西方的解读，他们从中国的榜样中看到了希望。例如塞内加尔总统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在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

　　对于赞扬我们的话，我们既表示感谢，又自知差距很大，自满不得。对于批评或很不好听的话，我们也要听，要从中汲取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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