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房地产行业确实起到了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在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作用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但不可能永远是支柱。
改革三十年,在制度的冲突与裂变当中,中国市场化道路与城市化进程深入人心,这个过程也带动了一代人、两代人、乃至三代人的人生转折。
改革三十年,中国房地产业成为民营化最为彻底的行业,中国房地产人燃烧了中国普通百姓居住的梦想及怀抱资产的激情。燃烧别人也成就了自己,中国房地产业涌现出了大批杰出地产企业家及实力企业。
房地产是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首当其冲,得到很多机会也面临很多困境。
据此,我们就相关问题对著名新闻评论员、《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张曙光进行一次专访。
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张曙光
《观点》:作为个人,三十年改革给您的最大感触是什么?如何看待在这三十年改革当中自身社会角色的转变?
张曙光:中国这三十年来的变化可用天翻地覆来形容,真正是千年未有之巨变。这种变化不仅是社会外在形式的变化,而且是社会内容的变化。满清入关,人的衣服、发式都变了,但社会组织形式没变,经济基础没变,意识形态没变,只不过是效忠的皇帝变了。民国革命,社会制度变了,但经济基础没变。但这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经济基础变化是最主要的。老百姓想拥有自己的住房?二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果问人们的社会角色的变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们开始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前没有个人利益,只有阶级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只有情绪的宣泄,而不清楚自己的利益点在哪?而现在很多人明白了,知道了自己的承包地被占是要补偿的,拆迁费是要争取的,业主权利是要保护的,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这就是社会角色的转变。
《观点》:改革三十年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三十年,同样也是中国城市化的三十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中国三十年的市场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
张曙光:没有市场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也是虚的。不能认为城市化进程就是修路盖楼的过程,这只是一个方面,甚至还不能说是最主要的方面。城市化进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就是我们说的修路盖楼;二是城市社会组织的形成。只有这两个方面都有进展才叫城市化的开始。比如刚建国时,也建了不少楼,在北京形成了机关大院,部队大院,厂矿大院,院校大院。但这不是城市化,人是机关的人,组织的人,人与物是分离的。上面一声令下,大人去“五七干校”了,子女上山下乡了,楼就空了。因为房子是单位的,甚至家具都是公家的。现在就不行,因为人们有私产了,知道维权了。这些年房地产开发商建了这么多楼,但也造就了自己的对立面,就是业主。在哲学上讲也是一种异化。开发商自己在发展,但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另一个方面。社区将来肯定会是中国城市最主要的一个社会单位,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社区维权:中国城市化真正的开始”。就是这个意思。没有社区组织的正常发展,就没有城市化的正常发展。
《观点》: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到了今天的市场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经济效益,但社会风气却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纯粹,如何看待?经济管理者是否要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负责任?
张曙光:任何社会时代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就如中国古代哲学讲的阴阳两极。计划经济时代有一百个不好,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那时基本上没有贫富差距,局级干部比处级干部多几十元工资,一般干部和工人差不多。社会风气是比现在纯朴一些,而且社会保障比现在覆盖的更全面一些。当时中国按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人均寿命却接近发达国家。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社会稳定,有普遍的医疗保障是重要原因。但这种纯朴是有代价的,这就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这种禁锢是扼杀社会活力的。所以说,这种思想禁锢与现在的很多丑陋社会现象一样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人们可以选择的话,我想绝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现在,只要我们现在努力维护正气,社会风气就会逐渐好转。这次四川大地震,社会各界表现出来的爱心与热情就令人钦佩,中国人向世界展现了自己非常阳光的一面。
至于经济管理者是否要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负责,我觉得这样说并不全面。社会管理者应负全面的责任,经济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比如说现在房价高了,人们买不起房了,这并不是开发商楼盖多了的问题,而是有关部门没有建立起来相应的住房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
《观点》:如何看待各个历史阶段房地产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有人说房地产现在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如何看待?
张曙光:从整个房地产行业来说,可分为计划经济和市场化两个阶段。在计划经济阶段,房地产行业不是国民经济的重点发展行业。在市场经济阶段,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也就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房地产行业确实起到了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作用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但不可能永远是支柱。当大规模基本建设阶段过去后,房地产业就会退居次要位置。中国加入了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但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能到世界各地盖房子吗?
《观点》:有人说,中国的百姓拿着第三世界国家的薪水,住着第一世界国家的房子,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房价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
张曙光: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以前是社会是扁平的,人们是普遍地贫穷,所以住的差别不会很大。现在人们收入差别很大,将来是怎样还不知道。让中低收入人群购买商品房,按现在的房价算就会出现你所提出的问题,根本买不起。但这个板子确实不能打在开发商身上。政府应有意识地按人们收入层次建立起社会住房保障制度。如:贫困人群以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为主;低收入人群以自己租房加政府适量补贴为主;中等收入人群以购买经济适用房、两限房为主;中等偏上者可购买一般商品房;有钱人以高档公寓,别墅等豪宅为主。这样,所谓炒房者只能在商品房以上打算盘,就是价格炒得再高,也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稳定,我们提倡“居者有其屋”,但这个“有”是有地方住,不一定人人都要有“所有权”。
二是消费者偏好的问题。中国人确实比较看重房产,只要有一些钱,总想先把居住条件先改善一下。这在将来有可能形成人均收入不高,但居住条件相对较好局面,这是中国人的爱好,无可厚非。
《观点》:百姓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经济管理者将如何帮百姓减压?
张曙光:现在确实有“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医疗、住房、教育,这三座大山,每搬掉一座都会大大减轻老百姓的经济压力。缓解老百姓的经济压力有两个途径:一是增收,现在有的城市提出了“职工工资倍增计划”。但这么样会大大提高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问题较多。二是减负,就是前面说的搬掉新三座大山,这是政府能做到的。对企业没有什么影响,还能大大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应该是首选政策。
《观点》:请您用最简短的话总结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及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您认为十年后的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的?
张曙光:过了一条河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翻过三座山 (医疗、教育、住房),再闯一道关 (二元经济结构,城乡界限),就是一马平川 (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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