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90年代前往温州市的瓯海、永嘉、乐清等区县进行考察的时候，这些地方已经发展成为轻工、电器、电子产品颇具规模的生产基地。一些过去的乡村私人企业已经成为某一专业领域的龙头，它们与全国其他地区更大的核心企业之间也形成了稳定的分工协作关系，有些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份额。城市化趋势也已经突出显现。大量小企业和人口已经根据专业分工自发地集中到一些乡镇，使这些地方实际上具备了城市的规模和功能。较大的企业纷纷向温州市区集中，更大规模的企业则向上海等大城市转移或建立分支机构，以追求大城市所提供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信息、规模化市场等优越条件。

　　市场的发展也带动了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尽管90年代我国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还很低、有种种严格的管制，但在温州地区，在企业的强烈外部融资需求带动下，还是形成了一批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它们吸收农村居民储蓄，以随行就市的市场利率向企业和家庭经营者提供贷款。出人意料，这些金融组织的经营状况普遍良好，不仅经济纠纷和刑事案件发生率不高，而且在当时国有银行坏债如山的情况下，它们保持了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不良贷款率，保证了信用链条的正常运转。

　　不过，正像苏南模式有其发生的条件一样，温州模式也有其发生学和人文社会条件的背景。其他有些追随温州模式的地区，并未取得与之相同的成就，并且遇到不少问题。这些条件和影响因素是什么，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当时的温州模式具有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特点，也有其明显的消极面。这包括早期假冒伪劣产品大量出现，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为瓶颈，收入差距过大，农业受到忽视等问题。而这些在当时的苏南模式中都是较少发生的。尽管根据制度设计，温州模式意味着“大市场，小政府”，但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小政府却意味着该管的事情没人管，或者代之以官商勾结或私人资本垄断市场。我当年在温州考察时发现，汽车每经过一座桥，都要剧烈地跳动几次。原来是私人承包商为了省工省钱，用几块平面水泥板拼接起来，代替拱形的桥面。结果桥面上见棱见角，让过往的汽车逐个表演“三级跳”。跳过之后，不免质疑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责哪里去了。诸如此类的问题，有的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后逐步得到了克服，有的仍然存在，而且不可能通过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来解决，需要靠一套更完善的制度框架和机制来弥补。

　　殊途同归

　　事实上，无论是在苏南地区，还是全国的乡镇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期间都出现了向私人企业转制的趋势，基本上由原来的社区所有制模式转向私营企业模式。“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竞赛，最后以前者向后者并轨而告终。对于这一趋势，我们虽然在80年代的研究中有所预见，但在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中，有若干重要因素是当时我们这些研究者未曾预料或未充分估计的。与这些因素相比，前面提到的另外一些影响因素的重要性，都相形见绌了。

　　一个因素是乡镇企业在90年代初期发生了大量的投资失误。早期苏南模式的企业发展，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较低，主要靠当地乡村自身的资金积累，对这些资金的使用也相对谨慎。随着政策环境变得更加宽松，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货币发行和信贷的放松，使它们有了更多利用外部资金进行投资和发展的冲动，加上乡镇政府官员过度追求“政绩”的激励机制和缺乏责任追究的制度缺陷，使得乡镇政府和所属企业借钱的胆子越来越大。“免费午餐”是人人都不愿错过的。传统的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问题终于大范围出现在乡镇企业中，投资失误、贷款无法偿还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多，最后，终于使大量乡村企业经营难以为继，不得不变卖资产转制为私人企业。类似的问题在私人企业中较少出现，是因为一来私人企业主对自己的企业承担全部责任，投资决策相对比较谨慎；二来金融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贷款限制也比较严；投资失误从而较少发生。

　　另一个因素是一些地方政府纲纪败坏对乡镇企业的不良影响。改革期间，随着权力下放，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纪律约束大范围地放松了，而自下而上的公众监督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一些基层党政官员追逐利益，奢靡铺张，寻租成风；隶属于乡村行政组织的乡镇企业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的钱口袋。企业收益大量地被挪用来修建豪华的政府办公楼和宾馆、购买高档轿车、给党政官员发奖金和大吃大喝、招待上级官员和应付各种职能部门。在此风气的冲击下，连那些原来政府纪律约束比较严格的地区也难以幸免，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扭曲了激励机制。这对原来“苏南模式”的企业是沉重的打击。而私人企业对自己的财产权利还有一定的保护能力，所受影响较有节制。这使“苏南模式”在与“温州模式”的较量中迅速败下阵来。企业改制成了必然的选择。

　　似乎也是偶然中的必然，中国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大跃进”和“文革”等人为因素的冲击而提前进入了衰亡期，从而为市场化改革这一大转折埋下了伏笔。尽管不可一一对应，乡镇企业改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映射了中国经济大转折的一个较小转折。

　　在无法对政府权力实行有效监督，无法保证政府运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时候，通过进一步私有化和保护私人产权来削弱政府权力、减少政府寻租空间，这也许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次优选择”，但确实是有效的，甚至是无法避免的。

　　2008年春，我第三次来到江苏无锡。这里的原乡镇企业早已经历过改制，大多数成为私营企业。原来的农田和村庄已全无踪迹，被整齐的工业区、漂亮的居民区、宽阔的街道和街边的绿化带所取代。整个原无锡县域已经成了无锡市区的一部分。1985年，整个无锡县工业总产值50亿元。由于区划变化，今天已经无法得到同口径的统计数字来比较，但是，将原属无锡县的锡山区、惠山区、以及滨湖区的一部分相加，2007年工业总产值估计至少超过了200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十几倍。同年，全无锡市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10000亿元，GDP超过3800亿元。

　　2006年（2007年数据还未公布），温州全市GDP超过1800亿元。温州市和无锡市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过了20000元，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回顾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有些历史的相似性令人感慨。从这些经验和教训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的企业制度，都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它们都需要面对市场，也都需要一套更完善的制度和一个受到制度约束和公众监督的、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为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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