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的企业制度，都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一套更完善的制度，需要受到制度约束和公众监督的、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为之服务

　　引言

　　在中国过去30年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乡镇企业的发展、演变及其扮演的角色，值得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乡镇企业发展是继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业改革之后出现的又一件大事。它在城市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之前和转轨初期，率先靠市场机制实现了产业发展，并推动经济进入高速增长轨道。它在城市化发展步入正轨之前，率先打开了一条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改善资源配置状况的通道。它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而且发展步履维艰的情况下，率先打开了所有制多元化和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的局面。

　　从纯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农村工业化相对于城市化而言，是一种“次优”选择。在适应市场方面，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相对于私人企业而言，也许要算是另一种“次优”选择。然而，这类“次优”在改革过程中比比皆是，显现出无法回避的必然性。因此，当把更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因素纳入视角，并从动态的角度来考虑的时候，这种“次优”选择可能就变成了最优。

　　乡镇企业的前身，即农村社队企业，是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生长起来的，改革前只在少数地区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后，市场调节的乡镇企业在究竟是“挖国有经济的墙角”的负面因素，还是一个新的改革方向的激烈争论中逐渐发展起来。1984年，一个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的文件肯定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方向，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要像对国有企业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这是其进入高速发展轨道的一个转折点。同一个文件还将乡镇企业的定义从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扩大到户办和联户企业，使之成为一个包含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概念。

　　从1978年到1995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从2800万急剧增加到1.28亿，大大改善了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状况；它们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9％急剧上升到39％（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的乡镇工业企业数据和全国工业统计数据计算）。在这期间，乡镇企业总产值以大约年平均25％的速度增长（按其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计算），估计将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改革前的6.1％提高到平均9.9%，上升了3.8个百分点，其中，乡镇企业的贡献约占一半，是这一期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不折不扣的“火车头”。

　　乡镇企业调查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我曾参加不同的研究项目，对江苏无锡，四川南充、江津，浙江金华、义乌、东阳、永康，山西原平，山东周村，浙江温州等地的乡镇企业进行过实地调查。其中，比较全面系统的一项研究是1985－86年期间由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织的对山西原平、江苏无锡、广东南海、安徽界首、江西上饶等地乡镇企业的调查研究项目。

　　这次调查，国内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北大社会学系等一批以中青年为主的研究者组成，国外方面由一批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和由世行邀请的相关领域专家组成（他们未参加原平的试调查）。正式调查涵盖了江苏无锡、广东南海、安徽界首和江西上饶四个县的100多家企业以及所在地的县、乡（镇）政府和村级行政机构。这四个县中，无锡和南海是乡镇企业发展非常成功的地区，而界首和上饶则处在全国平均水平或者低于平均水平。

　　这次调查不仅对企业领导人和当地县、乡（镇）、村行政负责人和有关职能部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访谈，而且收回了详细的企业数据调查表、厂长问卷等各100多份，职工问卷1000多份，乡镇领导人问卷69份。这次对乡镇企业调查的深度、广度和在此基础上研究的深入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形成了一本名为《中国农村工业：结构、发展与改革》的专集，分别以中英文在国内外出版，不仅当时对国内政策和国外的中国研究都有相当的影响，而且在以后长时期内被研究界作为中国乡镇企业研究的权威性文献频繁引用。在对乡镇企业的认识上，我个人从这次调查中受益匪浅。

　　这次调查首先给中外研究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时无锡、南海等地乡镇企业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我们发现，乡镇企业在一些地区异军突起，不仅推动了当地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农村地区收入水平迅速提高，而且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农民能够脱离世世代代从事的繁重低效的农业劳动，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领域。这些乡镇企业的运行机制是市场导向的，与传统的国有企业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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