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无锡县工业总产值超过50亿元（其中，乡镇企业贡献占84％）。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个微不足道的数目，但在当时，这区区一个县却超过了青海、宁夏、西藏三个省、自治区工业总产值的总和。南海县的工业总产值大约是无锡县的一半，约25亿元。同一年，温州市农村部分的工业总产值为18亿元。在所调查的县中，界首县的工业总产值只有不到2亿元，上饶只有几千万元。

　　在参加项目的中外研究者中，虽然对不同模式现状的评价比较一致，但在对它们的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方面则存在差异。例如，两位外国专家根据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检验指出，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效率上与私人企业并不存在明显差别，但是，不同地域间乡镇企业的效率差异却大得多。而几位中国研究者和另一位世行专家在肯定苏南模式的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社区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在某些制度上的缺陷，并指出，在许多地方，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都存在向私人企业转化的趋势。另外，所谓“红帽子”企业（即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实为私人企业）在许多地方也大量存在。

　　苏南模式

　　除了上述几个因素外，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在当时的成功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其一，苏南乡镇企业的内部管理模式虽然与国有企业大同小异（实际上，大部分就是从国有企业学来的），不同的是它们的工资制度更灵活，通常与企业经营业绩挂钩，因而，有较强的激励机制。

　　其二，企业与地方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间的关系也同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有些类似。但是，它们的外部经营环境却与国有企业截然不同。乡镇政府不同于中央和省政府，不能为企业提供计划保障的原材料，不能包销或调拨它们的产品，不能制定价格，也不可能为它们提供财政补贴。企业必须独立面对市场，并与同类企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虽然深深地卷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但是，主要不是发号施令和分配资源，而是规范和监督企业管理，常常还要帮助企业找原料、找销路、找技术、沟通营销渠道，以及在乡镇企业之间从事某种程度上的再分配，以帮助面临暂时困难的企业度过难关，并对发展前景更好的企业给予支持。因此，苏南的乡镇政府及其乡镇企业管理机构，与其说是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不如说更像一个自身也要面对市场的母公司。它们对企业的不适当干预较少，而帮助较多。乡镇政府也监督和管理企业的利润分配，除了用于企业分配和再投资的部分以外，还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来补偿农业以及用于全乡镇的公共设施建设，例如，修路、补贴学校和医院、建影剧院、改善环境等等。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企业的再投资能力，但对地方的平衡发展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也应当分为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不能一概而论。

　　其三，苏南模式在农村产业发展的“原始积累”阶段，曾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发展程度都较低，无力为农村工业化提供初始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在农村信用系统缺乏发育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要依赖农民微弱的小额私人储蓄进行投资，逐渐进行积累，对大多数地区来说，无疑将是一个更加缓慢、更加长期的过程。而苏南地区则利用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相对较好的乡村管理能力，将农业剩余集中起来，用于乡镇企业投资。这显然是走了一条捷径。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计划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扮演的角色有相仿之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缩影。中国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的迅速发展（如果不算“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话），显然与政府对资源的动员能力有关。这使中国的工业化迅速跨过了通常要由弱小的私人经济经历漫长曲折的发展才能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上许多民族不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幸运，它们的这一过程常常受到某些偶然或非偶然因素的干扰而中断。在中国历史上，就曾经有过几次私人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被打断的经历。例如宋代和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就分别被蒙古族和满清的入侵打断。

　　其四，苏南模式在解决当时产品市场、技术市场和人力资本市场不发展带来的困难方面也是有效的。乡镇政府及其所属企业利用其行政资源，比私人企业更容易找到所需的原材料、相关技术，以及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更容易为它们的产品打开销路。

　　其五，当地行政组织（乡镇政府、村委会，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县级政府）的管理能力在苏南模式的发展中是一个关键因素。1986年的调查发现，无锡的乡镇企业普遍有一套相当严密的劳动用工、工资奖金管理、利润分配制度，用以保障有效的激励和公平合理的分配。这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并基本上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而在另外一些地区，我们看到，有不少乡镇企业经营不景气甚至纷纷垮台，大多与管理不善有关。有些地区的乡镇政府和村级行政机构不仅缺乏管理能力，而且采取杀鸡取卵的政策，肆意挥霍乡镇企业的收益，常常造成投资失误、资源浪费和不公平的分配。在安徽界首，社区乡镇企业的失败使当地政府放弃了这种模式，转而采取鼓励私人企业发展的政策，从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事实上，后来全国大多数地区都采取了这一政策。最令人失望的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既管不好集体企业，又对私人企业发展设置种种限制。它们的发展业绩最差。

　　我们当时的研究也揭示了社区所有制企业的一些制度方面的不足之处。

　　首先，乡、村行政组织在经营乡镇企业方面的目标主要是实现社区就业，以及提高社区人均收入和财政收入，而往往不是企业利润。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影响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我在山西原平的调查发现，社区企业的劳动力流动性要明显低于私人企业，因为它们首先要照顾的是本村本乡农民的就业，对吸收外来劳动力的兴趣不大。当本乡村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时候，它们通常可能采取两种不同的经营策略以求继续发展：或者是减少劳动力需求，提高资本密集度以替代劳动，从而在宏观层面导致一种次优的资源配置效果；或者是继续吸收外来劳动力以补充自身需要，但是，外来劳动力不能像本地职工一样参与利润分配和享受各种福利，只能按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领取工资，工作也更没有保障。这样，社区所有制企业就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变成与私人企业相类似的、由“集体老板”雇佣工人的企业。

　　这种情况，我们在随后由世界银行同一研究项目协助组织的对美国和香港合作制（雇员所有制）企业进行考察的时候，也有所发现。即在市场环境中，合作制企业或者会因资源配置方面的某些障碍而影响效率，或者会自动向普通私人企业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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