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的是我可没有主动来中国找活干。与我合作的建筑师在报上读到中国正蓬勃发展，于是他们都来了中国。不管怎么说，我先到了南京，然后受邀来到北京。

　　我之所以在中国工作，主要原因是可以自由地展望、了解21世纪的建筑远景，比如可持续性能源体系和综合型都市，后者既具有开放性，又有全新的公众空间。美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一定得来中国，亲眼看看真正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在北京是如何实现的。

　　B：你在中国已经有不少件作品了。在和中国业主打交道中，有什么集中的问题吗？

　　H：在北京，我有一位合作伙伴李虎，我们的合作很紧密，因此在所有中国项目中，我们没碰到什么问题。李虎负责谈判，在谈判时用中文。有趣的是，北京工作室的工作方式改变了纽约办公室的节奏：我们现在每天工作24个小时，纽约工作12个小时，另12小时，在北京工作着。我们在纽约一天结束时，把

　　文件发给北京，北京马上就会收到，但是一天刚开始的时候：就像打乒乓球一样，使我们有能力在所需时间的一半以内完成任务。在南京、北京、成都，我们设计的建筑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这个过程十分刺激，令人惊叹。

　　B：现在，很多人把中国和印度、迪拜称为“建筑工地”，许多世界一流的建筑师在那里新设计了外形突出的作品。对此，外界褒贬不一。你怎么看？

　　H：我已经拒绝了迪拜的邀请，原因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中国对我来说很特别，我与李虎的合作也很特别。在快速的都市化进程中，许多开发商热衷于在繁忙的马路边上，建造庞大的公寓大楼，没有开放的公共空间，没有绿化，也没有多元的规划以适应6亿从农村搬进城市的居民。这种局面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迫切地要求诞生一种新型建筑和都市模型去适应它。这种建筑、模型将具有全新的公众空间模式、绿色发明、合理规划、局部空间和立体空间，将改变快速的都市化进程。

　　建筑是勇敢者的游戏

　　B：你1971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建筑系。在此前，你是如何和建筑结缘的？

　　H：我从小在华盛顿州的小镇布雷·顿长大。如果硬要扯上关系，我和弟弟(雕塑家、画家詹姆斯·霍尔)盖的树屋大概是唯一的和建筑有关的经历了。我们还盖玩具小屋，有时两层，有时三层，工序都很复杂。当我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同时在盖三栋玩具小屋。它像一座微型城市，里面有三座我们自己建起的完全不同的小屋。那大约是1956年。

　　1974年3月，我在旧金山通过了为期4天的注册建筑师考试。1993年我在芬兰赫尔辛基当代美术馆的设计方案竞赛中胜出。此前，我一直靠当老师的收入维持生计。今年是Kiasma落成十周年，也是我成为公共领域建筑师的第十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B：你的建筑风格比较反传统。你如何评价盖里？他也是不按常规出牌的建筑师。Campo在接受我的采访时，称他是建筑界的瑞奇·马丁。你怎么看？

　　H：Campo和盖里都是我的朋友。无论我和他们的作品多么不同，我对他们的友谊和爱是不变的。他们也在冒险啊！在初期，建筑是最脆弱的艺术，但是建成它的喜悦和情感上的经历将是持久的。建筑是为勇者准备的。在旁人不屑的耸肩中，它发誓要成为有创造力的空间。在语气强烈的誓词之下，建筑融合了各种功能。身为一个建筑师，能够设计建筑，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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