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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主题:宏观调控下的中国房地产
作者: 观点地产网     时间: 2010-05-27 17:56:41    来源: [ 观点地产网 ]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的是地产精英博鳌论剑,也就是我们原订于今天晚上举行的第二场对话,现在我们把它调到这个时段来进行。下面我们有请对话嘉宾:潘石屹、施永青、胡葆森、林明彦、张宝全,以及我们的对话主持上台。有请!

  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对话的嘉宾,下午好!今天下午谈论的主题是宏观调控下的中国房地产,其实这是大会一个整的主题,但是我们今天下午这个对话的主题还想把这个主题再延伸一下。就是说下一步如果宏观调控是目前房地产商非常关心和未来短时间非常关心的话题,那么最长久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化的运营能给房地产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或挑战。我们这次对话的嘉宾,刚才上一场应该是东西南北中,这次我们简单分可能是分为海外派和本土派,因为任何一种不确定性在市场里面都是会存在的。在海外他的不确定性我们总结为主要是市场和技术,但是在中国主要是政策和环境的。不知道各位对话嘉宾对此是怎么看的,要不先从潘总开始,就是对不确定性的理解。

  潘石屹:中国和外国的区别?

  主持人:对,对。

  潘石屹:没反应过来。说中国和外国的话,我觉得中国的现状还是很落后的。这个是一个现状,因为在160年前鸦片战争的时候,才知道的外面的世界,才知道洋枪洋炮的厉害。所以所有的中国人就发奋,要现代化,要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强,可是140年过去了没怎么富强。就在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在20多年富裕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中国的现状。我想在中国做任何的生意,包括做房地产,实际上我们才刚刚有钱、刚刚吃饱饭,所以整个基础还是非常的薄弱,包括香港,说是我们要支援他们,他们现在比较困难。实际上我们的收入只有人家的二十分之一,所以就是穷人帮富人。我觉得可能我们做房地产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我们才是刚刚有点钱,这个发展是几百年都没有怎么发展,是刚刚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宏观调控的话,我还没搞得太明白因为有好多政策是不是宏观调控的,例如像国土资源部的11号令,这是从2002年的上半年就下发的,是不是都和宏观调控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个宏观调控就像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得天花是一样的,为了不得天花就种牛痘让你得上一次小病,大家都知道了身上有这个免疫力了然后再健康的发展。从整个发展的前景来看的,整个中国才刚刚开始发展,才发展了20多年。和人家发展了几百年的没办法比,可是在这过程中调控如果是种了牛痘要种得好了,终身免疫了就可以健康的成长。我觉得这次宏观调控更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93年的经验教训,93年下手有点狠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大概到97、98年的时候,就到处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然后因为整个就业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所以这次的宏观调控我想更多的是用经济的手段、用市场的手段而不要用行政命令的手段,下手不要太狠,适可而止。谢谢!

  主持人:其实刚才潘总讲的正是我们一个主题,我可能还要揭发一下潘总。关于不确定性,比如说,因为我们上午有个私下的讨论,到底说政府出台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如果他告诉一个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做,大家有一个明确的期待。那这个不确定性其实是可以确定的,他是确定的不确定性,关键现在本身这种不确定性他也带不确定性。下面,我想请问海外的中原地产的施总怎么看。

  施永青:房地产的不确定性,我相信是全世界都一样的。刚才发言也说因为它的生产期比较强,风险一定是大的。刚才潘总说的比喻很好,但是房地产可能种得不是终身免疫的。有一个时期,好像现在流行感冒打的针一样他可能一年两年的效率,可能将来还是要出问题的。我是从外面过来的,你们在里面生存的很好,在赚钱,当然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我从外面看过来我觉得中国房地产问题还是存在的,但问题是不是严重到要下重药,可能还没有到。但是我看到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就是,控制量比较大,政府统计这个控制量跟香港的统计方法是不一样的,这里统计的就是出售量,出售了他就觉得问题解决了。这个楼盘发展商把他卖掉之后没有人搬进去住的,这种统计在国内好像没有做,或者政府做了之后没有公布。但是如果建出来之后没有人用的话,对社会资源其实是一种浪费。因为在国际上可能有些国家是他把资金引导去证券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他觉得如果游资引导到证券市场造成的破坏不会很大。虽然也是投机,但是这个企业的钱输了给哪一个企业,那个企业赢了另一个企业,钱还在嘛。但是如果你做房地产的你钱变了砖头之后,砖头以后可能不会变成钱,可能对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现在银行里面的坏账,很多都是跟房地产发展有关的。所以政府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担心资金错配,我觉得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当然我自己也是做房地产代理的,成交量上、价格上对我最有利。但是市场的波动太大的话,就是大的公司在面对波动的时候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做出一定的调整,我基本上赞成的,但是问题是调整的方法,因为在调整经济是很难的,西方的经济学家说好像是开一部老爷车,打油门的时候油不是一定到,兜个圈才到你打下来好像没有反应你就打得太多了,一下子冲出去,想刹车的时候开始刹不住,刹得太紧他就熄火了。所以中国政府在调控经济的方面,92、93年这一次做的破坏性太大。所以我觉得调控虽然应该做,但是做的时候应该是很小心,很小心做得好的话,才可以避免不确定性的程度造成的社会破坏太大,我基本上还支持要做,问题是怎么样去做。

  主持人:其实施主席和潘先生谈到一个调控的技术问题,这使我想起在地产界在香港我知道有一个"孙九招"对土地的批售有规定,这对香港的地产市场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在我们内地大家都知道,所谓8.31的批示,这个对我们的土地可能有一个转型,以后有协议土地出让这一块。这个对市场和地产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想就这两条,我们能不能谈谈政府在土地政策调控这一块直接的影响,胡葆森先生,您能不能就您掌握的这一块的市场怎么样?

  胡葆森:这次宏观调控开始我也当然和其他的地产人一样在关注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回过来看看诱发这次宏观调控的原因,一个是一个数字,就是国土资源部的统计在全国的地产商手里,现在土地的存量是70万亩,计算一下按1.5的容积率来算可以建7亿平方米的房子。也就是说按现在每年的开发量将近2亿平方米来算,还可以开发3-4年时间,即使这三四年时间不批土地那么也还可以维持。实际上,这70万亩的土地很多没有合理的配置在有开发能力的开发商手里,这个宏观调控,我们怎么看他这次采取的政策,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种博弈。实际上看各个地方大量的开发区很多土地是没有进行合理的、科学的配置。就拿我经常看到的一些城市的开发区来讲吧开发情况确实不是很好,我个人对这次宏观调控,我持的态度我认为还是应该的。但是这次采取的手段,是不是合理我觉得政府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他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而且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人对这种学习的意识和对制定政策的能力也是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我觉得这次下的两个药,一个是严格控制的土地批注,第二是收紧银根。但我觉得对开发商,我今天上午看了,对大的地产商或者说现在生存比较好的地产商没有太大影响。我认为媒体上把宏观调控炒得太可怕了,但实际上我看到周围的平时特别注重战略、土地储备和企业练内功的企业反而生存得更好了。王石就连着爬了好几座山,刘晓光在考虑兼并问题,任志强又一下买东直门了80万平方米的土地。当然宏观调控给每个人的影响是不一样,但我觉得政府这次采取的措施没有显示出他特别不成熟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正面的东西多一点。

  主持人:我觉得现在的地产商面临的是技术的环节宏观调控一些信贷和土地这两块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和政府的政策配套或者说怎么去对应这个政策。还有一块就是,我们把话题延伸一点看现在应该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发生最大的变化就是城市化的运动。城市化这块的进程非常快,当然得益的有很多行业。还一块是根据国家人口变动,在国家的整个计划里面,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包括人口的迁居和一些资金的转移。如果是这个实施慢慢的一直往后延伸,会延伸到20年、50年这样节奏来走的话,地产商这一块的分化应该是很大的,谁能在城市化这个过程拿到很大的蛋糕。但在这一块过程中当然有好的消息面,就是人口在不断的往城市走、建筑和一些需求在扩大,但是同时我们国家会在政策上更理性的作各种调控。这个时候我想问我们的嘉宾们,你们怎么去看待在城市化运动中同时又有技术上的调控的时候,怎么去抢到自己市场?我想问一下张总,您在这个城市化里面是怎么看的。

  张宝全:我觉得这个城市化和我们今天的房地产开发感觉有关系,但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地产商还是关心我用了多少钱、我拿多少地、然后挣多少钱。那么如果城市化跟地产有关系的可能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可能会给我们土地价值的新的发现,比如说原来值钱的变得不值钱了,不值钱的又变成值钱了。这就看谁聪明,谁聪明把现在不值钱的先占在手上,那城市化以后值钱了那就挣钱了。所以我想,这个事情我还是说这一点。刚才前面的问题就是8.31,因为8.31在北京的地产商非常关注,包括很多的媒体提出了8.31大限。我个人感觉一个土地交易方式的大限和房地产开发的大限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个人对此我觉得还是比较坦然的,这次土地上的方式改变宏观调控和93年相比,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为什么不同,就是市场的技术不一样,93年可以说中国根本没有房地产的市场,所以任何行政的介入都可以说对我们仅有的一点点状态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但在今天呢?就是像去年一样18号文件没给我们带来好处,121文件也没给我们带来什么坏处。我们既没有看到哪个发展商说赚了很多的钱喜形于色也没有看到哪个发展商跳楼去了。所以这就说明市场已经发挥作用了,市场发挥作用的根本就是保持稳定,他有能力来自我完善、自我协调,就是你出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来对策,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831我个人认为对发展商来说应当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不是坏事情。市场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就是资本在这个市场中有最重要的发言权,资本能够主宰我们的市场,房地产是资本非常密集这么一个行业。我们现在发现很奇怪,以前在房地产行业里面这个特色不是非常明显,这次可能是由于土地交易方式的改变,使这个新的或者说真正的房地产市场这种游戏规则建立起来了。比方说,我们现在固然有很多的发展商,他如果手上没有钱或者没有地,或者说通过关系拿了一块小地。那他究竟是不是发展商,这点我们就需要重新来定位。如果按照新的游戏规则他不是发展商,8.31土地交易方式的改变可能就是把那些滥竽充数的或者说伪发展商可能要撵出去。另外一点就是说正因为以前我们在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以资本作为主要发言权在市场上的操作的话,也就造成在房地产这个开发普遍存在的一种我觉得一种过分、贪婪的欲望。这种表现就是什么?就是以小博大,以前地产商最高的境界和原则就是"空手套白狼"。所以我觉得游戏规则一改变,开始以资本来衡量的时候,那么这点可能就带来新的危机。我觉得这点也是市场开始向一个真正的正常的状态去回归,也就是说如果说这是资本密集的市场,你有多少钱,你大概干多少活,如果以前你没有钱的话你就算揽了很多的活那就必须面临两个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你能把钱引进来,一种选择就是你能把地弄出去。如果不行的话那么这些东西都吐给市场的话,那么对真正的地产商我觉得有好处。另外就是真正的地产商我觉得并不是说你开过项目你是地产商,在房地产开发里资本他没有界限,只要有钱都可以做。房地产本来就是资本密集的行业,外行的资本或其他都可以介入。我觉得这次8.31大限以后,如果以资本作为平台、作为门槛的话,就是反而会造成市场一种新有的公平。这种公平可能就会给我们市场带来进一步的成熟,比如像北京,现在可能注册的房地产公司可能快有1万个,那么真的有项目大概就1000个。那么9000个是发展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疑问,如果这9000个就算从开发行业里面退出去了,这是不是就影响了开发商的利益呢?我觉得不是,反而是保护了开发商的利益,剩下的真正的开发商反而少一个人跟你破坏、捣乱。你还可以少花点成本,就像我们以前找地一样,天天谈,天天谈,每天谈每天都跟你谈,谈到最后才发现是个骗子,谈了半天浪费感情也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831以后这样一种秩序的建立,我觉得我们可能少麻烦一点,简单一点。到时候有可能真正的发展商能够按照你的计划和对企业的战略和战术的安排去一步步的往下走。所以我觉得土地交易的大限并不是房地产开发的大限,很可能是新一轮房地产市场建立或者启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主持人:林总,您认为8.31对你没有影响吧?比如说完全市场化以后,这个地价的控制权掌握在市场手里以后,对局部市场反应不配套?

  林明彦:其实831执行之后,我相信整个土地交易的方式会改变。这个改变的前提就是在这之前我们有了宏观调控的各种不同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下主要针对的方向就是开发商,在这里面市政的要求,土地出让金、需要交租等等。在这些要求之下,基本上你开发项目的时候,你需要的不是原来的10%的资金,你可能需要自备的资金要达到40%-50%。在这情况下,进一步把原来还没开发但是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土地拿回来的话,我相信整个会市场比较规范,那么他对我们肯定是有影响,但他对整个市场都有影响,就是不只是对我们,对所有的开发商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主持人:刚才几位嘉宾都从各自的角度谈了宏观调控,但是可能有个前提就是宏观调还是有必要性。但是技术和手段可能有西医的做法,有中医的做法,有鸡尾酒的疗法。就这一块比如现在像城市化运营这一块,我听说郑州、西安、成都很多都有新区或者再造一个新区。因为胡总也参加了郑州新区的建设,比如像一个这种造城或者说一种计划,地产商有什么样的机会。跟潘总交流的时候,在北京发展很好就在CBD呆着,挺舒服,不必要去造一个大的城。比如说王石先生说的12平方公里的一个大城。对这一块或者说这种机会不同的地产商是怎么辨别或认识的?要不先请胡总谈谈这个问题。

  胡葆森:像今天下午说的我现在战略正好是在一个区域内,那么这种区域的城市化进程对我的企业应该说产生了很多影响。这种影响从目前来看积极的层面比较多。比如刚才说到郑州,他现在正在建一个郑州新区,150平方公里,相当于过去50年建的郑州那么大。给我提供了机会,首先政府找了我,让我参与了第一块土地的操作,给了我很多的优惠政策,后来又让我们中城联盟所属的中城投资也加入了,实际上等于把全国地产商的组合带入了这个新区。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局面,就是政府给我提供了机会,我同时又拉着全国的地产商对这个新区的开发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像这种情况我在河南遇到的很多,像各个中等城市包括洛阳,任何城市像平顶山在他的那个大的水库边上又建一个新的区。政府也都批到那个水库边上了,像每一城市现在都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如果地产商你自己把你的战略自觉的和一个城市、一个区域的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能够自觉的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你下一步会有无尽多的机会。所以我自己认为下一轮的城市化进程会对开发商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刚才胡总谈到了机会是不是还有一种风险?比如现在对城市运营大家也有一种反思的观念,就说政府成立一个这种公司把土地注入进去,然后拿这个公司抵押再去银行贷款,反复的这样开发,这种放大效应会不会带来一些陷阱?

  胡葆森:大家知道像现在的政府很多是弱势的,表现在财政这方面,像类似于这种欠发达地区吧,河南也属于这一类的地区。政府都是很穷的财政,那么政府他没有钱去启动这样一个新区的开发,就只好借助很多手段,一个是从商业银行贷款把土地抵押给银行借一些钱,同时另外一种就是刚才你说的成立一个公司把土地给他之后,用这个公司再去运作,作为土地的一级开发。这种作为开发商来讲,要去判定首先是这个区域的规划,国务院是不是已经批准了,第二呢他的规划是否合理,政府操作的水平是不是能够和你的企业的战略配合,这里面有很多技术层面的原因,不是说每个政府推出一个新区你就盲目的进去,政府的操作水平、操作方式、运作的节奏,以及整个区域经济的承受能力,包括消费者GDP增长的人均收入这种关系有很多数字,你进与不进,进了之后怎么操作,节奏怎么把握,你投入的规模如何的制定,我想有一系列的数据,这是开发商需要考虑的战术上的原因。从战略上来讲你和政府形成这样的一种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大的趋势。但从技术操作的时候,战略上应该是积极配合,但战术上应该是谨慎执行。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潘总,因为潘总一直北京的CBD地区精耕细作,假设从北京拿一块很大的地,让你去造一个城,你去不去?

  潘石屹:这造城的事我不太会干,所以我可能不会去。另外从我对这个城市规划的认识,我觉得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成长起来,他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成长起来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好的城市。所以我们现在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发展商感觉到的机会就是中小型的地区包括一些农村的地区在城市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有好多人要进城需要房子。对中国的特大型城市北京、上海,上海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像北京的情况就是明确的提出来叫世界城市,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国际化大都市。也对我们的房地产发展商提供的一个很大的机会,原来世界城市就是要把北京作为的一个口号一样,要建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我就常想可能2008年开完奥运会以后就差不多了,正好前段时间北京市做总体规划的抽签我有幸被他们聘请成专家委员了。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了,他们做了好多资料我看了一下。实际上作为一个世界城市,有三个标准:初级标准、中级标准和高级标准。要达到的世界城市的初级标准,它有一系列的指标,人均居住面积、旅游人口占的比重,国际化的会议各种各样的指标就算下来,北京不要宏观调控,就按照过去三五年的房地产增长的速度再往下增长,还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的世界城市初级标准的底线。所以我想这是个非常大的机会因为我觉得是可能全国各地都有机会,每一个发展商都可以看到这个机会。我认为我的机会就在北京,就在国贸周围没有超过1000米的范围之内。现在做了五六年的时间,营业额也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第一了。反正我查了一下,最近三年时间每年纳税是北京第一,一个小时给政府交24万的税金,所以别人批评我说你一分钱贷款都没有,中午还批评说是你是不是没有进取心了。我说是我在自己感觉有点把握不住了,增长的速度已经比较快,我还在1000米的范围内精耕细作,能够在把北京做成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的初级标准这20年时间内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主持人:刚才潘总提到一个规划,比如国际化大城市的规划。因为施先生和林先生都是海外的,对这个国际化城市肯定有这方面的意见,我想听听两位的看法。要不,施先生先请。

  施永青:这个题目其实我也不太熟悉,我可以谈谈刚才政府对批地政策方面我看到的一些情况。香港跟国内不同的就是香港政府对批地是很谨慎的,他是透过控制土地供应量去维持这个土地的基本价格的。但是中国的情况很奇怪,就是中国政府拼命的把土地批出去,现在流落在民间的土地的量是可以足够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发展。这个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中国比香港更市场化。这个土地供应在民间的土地供应已经大量的存在,会造成的影响就是中国的地价、楼价也不容易增长。你看这几年虽然说什么过热了,除了上海、浙江一带,其实深圳的楼价没有怎么升,广州、北京也是一样。就是楼价一好大量的供应就可以出现,这个政策将来政府会不会改变呢,如果现在8.31号这个大限,我自己看本来是不一定要定8月31号,他以前批地也有条款也可以做的。但以前不能够做,到了8月31号就能够做了吗?我的估计也是做不到,因为这么大量的土地在民间你怎么去收回?你是行政上没有能力去做的,但是如果他是一步步去收紧的话,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他是把土地收回给政府,对有实力的发展商应该是有好处的,因为你是减少将来的供应嘛。但是如果这一批人,受了银行政策的影响,银行不贷款,没有发展机会了,他可能将这些土地吐出来。但不是吐给政府,他是吐给有能力的、有财政能力的现存的发展商。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因为这批土地吐出来的时候,他是已经不计成本了拿到多少就是多少,就会对市场造成一个冲击。因为有一批人拿到比较便宜的土地之后,建出来的房子跟你竞争的时候他就可以我便宜一点也赚钱了嘛,他就跟你抢的时候可以造成市场价格的影响。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批土地是吐给市场还是政府收回。我觉得政府应该想办法自己来收回,不要让他吐给市场。吐给市场,潘总就最喜欢了,因为他现在是有钱没地嘛,吐给市场他就可以拿。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这么大量的土地吐给市场的话就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这是我看到一些情况。

  林明彦:可能先谈一下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这个标准吧。刚才潘总也提到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在不同的城市会有不同的标准。比如说现在我们到了东京,可能东京会有另外一个标准说怎么把他定位成国际化大都市,那么到了纽约他又有另外一个标准。所以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基本上就根据每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计划委员会会制定一个标准,那么计划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世界上看的话,他们可能会看他是不是世界上的金融组织,比如说纽约、伦敦都是世界上一个金融中心,那么他们是不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一般的人都会认可。那么北京今天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地位。中国经济目前的崛起,北京肯定是有非常大的这方面的希望。可能我想再说一下,刚才潘总也提到就他可能在企业的战略方面更加的重视的是北京CBD这个范围。我们从另外的角度,从凯德置地的角度考虑的话,我们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可能我们有必要分散一下市场本身的风险。那么你到了这么大的规模,进入了这个市场,如果你占有这个市场的比例是非常大的话,市场一有什么波动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我们是希望就是把我们的风险相对分散,分散到不同城市,当然这里面也带来操作上的一些要求。跨区域、跨国际可能要求是更加大,这里面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再总结一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我们需要很大程度的本土化,这样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成功。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张总,因为你也是被归为北京的地产商,你是想做一个北京的地产商呢?还是想做一个中国的地产商或者说跨国的地产商?你对这个企业的目标是怎么样设计的?

  张宝全:我觉得这次宏观调控以后,很多企业感到压力一样。我觉得中国地产商整体来看心情还比较浮躁,用好话来说叫志向远大、以小博大等等。所以我个人认为通过这次宏观调控可能也需要我们自身一个反省。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还在需要一个理性的状态、一个从容的心态。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的诱惑,这个诱惑可能前景都很好,但是不是你的一定要想明白。如果不能够放弃的话,很可能给你带来我觉得正好是相反的一种东西,但在中国地产在规矩或者游戏规则不很清晰的情况下,滋长了这种叫投机也好,叫拼博也好。我觉得要从容,该放弃的要放弃,我个人还是这样定位。我肯定是永远不可能去想我当最大的发展商。但是我立志想当一个最好的发展商,那我最好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你做一个项目,能尽力把这个项目做成产品的定位,到市场的经营,他的综合思维比一般的项目更高,或者说一个人相当于两个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样的状态,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像今天的会议一样我们还是把房地产作为一个经济形态,作为一个产业来认识的。我觉得这个经济形态产业认识可能是在房地产发展的初级市场的时候它是最主要。但是就是房地产还有一个形态就是文化形态,他一定和城市有关的。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把这种东西融合起来,包括也是今天新一轮需求增长里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或者很重要的需要,包括像一级城市房价基本处于稳定没有怎么很大的增长。但是二、三级城市房价基本上是幅度比较大的增长,这种增长其实并不是宏观调控带来的,就算带来可能还没到不是他的原因。最最重要是需求的更新,或者是需求的提高。所以我认为所有的企业也好、发展商来也好,在房地产发展过程中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正确的根据自己企业的能力、特征、状况来做一种选择。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放弃我们以前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些想法在宏观调控后可能更不能实现了,或者说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果能够在选项目、地段、选产品的时候,做一些自己擅长的也比较喜欢的也比较高兴的,同时也可以赚到钱的,又能保证是很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发展,我想这是最好的一种选择。谢谢!

  主持人:今天这场的几位嘉宾,对宏观调控谈都了一些自己的意见,然后对自己的企业发展按照自己的特性做了很多的理解,到底先是做大还做强,怎么避免越大越弱、怎么做好做强,这一块可能大家都有很多话题可以展开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本次论坛的这场对话结束,谢谢各位嘉宾。

  主持人:再一次谢谢我们今天所有发言的嘉宾,接下来我们要请所有VIP的嘉宾上台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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