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网 李雯露 “(杭州、常州楼盘降价)属于业务上的策略。” 4月11日下午,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召开媒体会,该集团副主席、九龙仓中国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主席周安桥出席活动现场,正式回应此前的降价动作。
“第一,我们还在继续关注一些土地,可能还会买地。第二,也许未来几个月,我们某些楼盘会涨价。”周安桥指出,未来并不会刻意继续降价,同时不排除涨价。九龙仓正在等待地方政府下一步的松绑政策。预计未来几个月内,不同的地方会有一些松动的政策出台,而一些地方的销售也会根据松动的变化做出调整。
此前,该集团在2013年全年业绩会上曾公布,今年九龙仓在内地的销售目标是230亿元。不过今年前两月,九龙仓在内地的销售不到20亿。对此,其副主席吴天海表示,这一销售情况不如去年,若按这两个月的销售速度,九龙仓可能无法完成目标 。
对此,周安桥表示,公司在销售方面表现已经好转。
“很高兴的告诉大家,前3个月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目标。从第一季度的情况来看,我们预期是40多亿,已经做到了,还有略超过,所以对于完成今年的销售目标我们是有信心的。”
他进一步指出,在某些城市实施一些调整价格的做法并不是完全的的原因。
“我们和大部分地产公司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一般下半年的销售情况比上半年好一点。主力销售时间是在第三、第四季度。”
除此之外,谈及商业地产,周安桥介绍,目前为止,成都IFS已有95%以上的商业面积全部出租,开业当天已有60%的商家进入营业状态,预计今年6、7月份这95%都会开业。
“这个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模式,接下来是重庆的国金中心(50万平方米)、长沙的国金中心(地上、地下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目前在建最大的一个国金中心)。以后我们会在国内一些城市(比如上海、西安),继续寻找这类项目。”
以下为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媒体会现场问答实录:
降价与涨价
现场提问:九龙仓对国内房地产市场怎么看?
周安桥:对国内市场的看法,从长远来讲(3-5年,甚至5-10年),我们看好中国房地产的基本面。特别是今年两会后公布了中国的城镇化计划,根据李总理的说法,有1亿农民人口在未来还要进入城市。已经进入城市里面,老区改造的居民也有1亿,还有中西部1亿的人口。
在外界看来,这个数字是巨大的,等于制造一个美国出来,美国就是3亿人,我们要在6年的时间内造一个美国出来。但是,不同国家房子标准不一样,国内的标准也不一样,如果按人口来讲,在未来6年还有一个等同于美国的建筑量让我们参与建设。
当然,这个参与和我们以往做地产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中央明确指出,以往所谓的带有自然性的城镇化不是未来城镇化想走的路,中央有一些新的提法。
毫无疑问,其中蕴藏着很大的机会,我们有心参与。不过,作为一家香港公司,我们对很多部分不知道怎么去参与。比如,总理强调要建大量保障房、公租房,至少目前有一部分是不偏向香港公司,或者说大部分香港公司都是不理解、不参与的。
此外,颇为巧合的是,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地产的情况与我们的想法比较接近。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开发商参加土地竞买的积极性非常高,土地价格竞争也非常激烈,每个城市都出现了很多“地王”,而且“地王”记录可以被不同的城市不断的超过。
但实际上,房价并没有多大的涨幅,至少跟不上地价的涨幅。甚至有一些城市还出现了较大的促销。一些城市的房子卖不动,价格上不去,去化率不高。当然,也有个别项目出现去化率高的情况,但去化率不高算是普遍的现象。
现场提问:在香港业绩发布会上,管理层表示会顺应市场,在经历常州、杭州楼盘降价之后,未来公司会否继续做顺应市场的调整?
周安桥:顺应市场的调整,随行就市,我们永远都会这样做,而且会经常做。但并不代表我们不看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也绝对不会出现所谓九龙仓全面抛售资产的情况。这属于业务上的策略,而非政治层面的策略,如果把它提高到政治层面就误解我们了。
第一,我们还在继续关注一些土地,可能还会买地。第二,也许未来几个月,我们某些楼盘会涨价。
到时候大家应该会疑惑,为何这次涨,上次降?只能说,这是针对不同城市的不同策略,而在同一个城市,我们也许会有涨有降。产品位置好的、稀有的项目,也许就算现在卖不动,我都不会太轻易的降价出售。又或者会在某一个价格上卖掉10%,但不会一下子全卖掉,因为我们看好未来的升值空间。
但是,有一些城市的产品,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当年拿地拿贵了,也可能某个产品在某个地区、某个阶段内过剩了,而再过一、两年这个产品也不容易卖好价格。在大家都需要降价的情况下,九龙仓可能会先下手为强。早降了一个礼拜,就会早赢得一个礼拜的时间,多卖100套总比少卖好。
现场提问:九龙仓在常州的项目降价一步到位,但在杭州比较特殊,九龙仓君玺这个项目已经走了低开策略,但是效果不是太好,下一步会采取什么策略?
周安桥:昨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还在说这个项目,准备涨价。我们给员工考虑了几个礼拜,怎么涨价。
刚才讲到一些比较稀有的土地,这算是其中之一。第一,这个项目规模不大,才8万平方米。第二,这个板块的土地本身比较稀缺。第三,按照4万/平方米这个价格来算,我们是略有亏损的。
所以,首先要随行就市,如果这个价格没有达到效果,我们还需要检讨。其次,我们认为这样的地卖掉了再去找一块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准备要考虑往上调(销售价格),而不是往下调。
现场提问:在长三角,九龙仓还有多少这样的项目?
周安桥:4万以上的项目,我们上海还有几个。
现场提问:杭州市场很有特点,开发商似乎都在观望,降价比较缓慢。
周安桥:所以我们已经参考今年产品市场的状况,某些户型,比如200平方米以上的很难卖动,因为200平方米以上的目标客户群就是限购客户,能够花800万、1000万买一套房子的人,肯定已经有两、三套房子。一部分就算房价过分降低也不容易卖动,这部分客户只能等政府政策放宽的时候,也许会产生2009年的情况,市场上一下子清掉一大部分存货。
刚才说我们看好中国市场,这是分时间段,即5年、10年以上。一两个月我们还是有一点观望情绪,观望什么呢?我们在等政府下一步的动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该会出台一些松绑政策。我们在期待,而且认为未来几个月不同的地方会有一些松动的政策出来,而一些地方的销售也会根据松动的变化来做出调整。
现场提问:公司当时在常州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有没有什么反应?而且你刚才也说可能会推出双向调控,地方政府和九龙仓有讨论这些事情吗?
周安桥:我们降价的事情,之前并没有和常州市政府打招呼。不过巧合的是,之前正好有一个机会碰到他们的官员,他们一方面表示理解,另外一方面保证会按照法制的态度来处理一些社会情况。该需要保护我们的,他们会按照法制来办,保证不会影响我们公司同事的安全。
当然,并不是说地方政府鼓励我们降价。他们认为降价也好,涨价也罢,这都是企业行为,他们完全理解,并表示尊重。
我们现在感受到了,今天中国的社会已经与香港比较接近。降价的问题没有像几年前那么敏感,大家也能理解,商品是可涨可降的。比如股票,不能说昨天涨了买入,今天跌了就要赔给你,这是不可能的。这个观念越来越多被大家所接受,但还是存在个别的业主,我们也理解他们的心情。
现场提问:令人好奇的是,常州应该算是经济行为比较热的地方,而且不限购。但很多品牌开发商在当地的情况都不太好过,比如星河湾和雅居乐的项目。在此之中,九龙仓的态度更为坚决。包括杭州也是一样,作为浙江的经济中心,您对这两个地方出现大面积降价怎么看?九龙仓的思路是怎样的?您觉得住宅市场的空间在哪里?
周安桥:表面上看来经济很好的地方,按理说房价应该随着经济发展继续上升,这样刚才说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但也会在一些情况下房价没有上升,这就涉及到一些问题,过去这么多年,城镇化的推动经历了自发性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一些表面上看起来经济好的城市,也会发生个别地区供应量过剩,时间太紧。如果说把过去几年的土地供应节奏在放缓拉长一些情况就会不同。但在短时间内推出了大量土地,而配套一时之间又没能跟上来,就会导致一些楼盘房价上不去。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过去10年、20年城镇化的推进确实到了要检讨的阶段,希望未来的城镇化有更好的计划,避开刚才说的这些情况。
对于九龙仓来说,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大的商机。但在具体落实的时候,一下子又觉得不知道怎么迈出去。机会太多、机会太大也不是好事情,不知该从哪里开始入手。
所以就要吸取过去10年中正反两面的经验,不要光看到机会,机会之中也隐藏着一部分陷阱。比如,我们选择土地的时候,也免不了受一些传统的观念的影响。比如,看一个城市的GDP、人均GDP、房价,这都很正常。大家都是看了这个数据以后做的决定,但未必一定不会错。有时候,我们去买一块地,买的时候觉得是对的,因为我是唯一、唯二,或者唯三的。但没想到三个月以后连续出现了5块地。政府、区政府以及开发商都应该为此检讨一下,是不是供地太多了,配套不齐?
当然,九龙仓不能保证100%不踩到陷阱,我只能说90%以上抓住了机会,小于10%踩到陷阱。因此,我们会更小心的选择未来新进的城市,或者城市中一些新的城乡结合处。我们觉得最安全的是旧城改造,当然这也有另外的问题,比如拆迁很麻烦,拆迁成本很贵。
国内市场与接地气
现场提问:九龙仓在成都市场再做一些调整,消息称九龙仓的管理层在换人,这是否准确?作为香港企业,九龙仓如何回顾这么多年在国内一路的发展?未来在国内如何会更接地气?
周安桥:九龙仓确实在改变。以前我们不太了解国内的做法,也觉得没有太大必要,有点害怕、害羞,很少与国内媒体来往。但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学习,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因为香港地少,价格比较高,所以在香港做地产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土地越放越值钱,而且香港没有土地增值税,所以放10年即使可能涨了3倍、10倍,赋税也还是正常。所以,卖掉了还不如不卖,卖掉的变成现金不一定还能买回这样的土地。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香港发展商过去还是以长线的方式做地产,不着急。
而在国内20、30年以来,大部分成功的地产商就靠快速周转,他不周转也不行,因为资本比较少,资金成本比较高。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国内有土地增值税。比如你赚了2亿,可能要付1亿的税。假如1年赚2亿,2年赚4亿,但赚到4亿的时候要付2亿的税。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深刻的反思。
随着越来越多的合作,国内企业的做法影响着我们。要学会很容易,但真的要学也很困难,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比如,国内不少公司在拿地之前已经有方案了,而且方案已经做得很细了,用国内的说法来说关系也打好了。他可以在出乎我们意料的情况下,用几个礼拜的时间拿到审批,报批,甚至个别不是很合法的,还可以开工动土,哪怕动工不合规会被罚款也无所谓,他算的是大账。
在香港公司来看,这种做法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做也不敢做。当然,我们也不是鼓励去学这种违规的事情,但在不违规和违规之间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这几年在学,要缩短这个周期。学到今天也没有达到,或者超过国内一些开发商的做法。
我们同行很多人讲5、9、12、30这类的方式。九龙仓内部也经常讲5、9、12、30,但我不一定做到5、9。所以会想他做5、9、12,我做6、10、14也可以,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接近这个水平。
与其他香港开发商相比,我们已经更接地气,更接近国内的做法。九龙仓从中也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回报率提升了,资金周转率也高了。
现场提问:九龙仓在北京发展的比较保守,只有一些合作物业的开发。同样的,港资企业进入北京比较早,但做着做着就没声音了,对此您怎么看?
周安桥:我们看好北京市场,也很愿意在北京做项目,但北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考验。过去几年,在某种意义上,北京市长对我们所有香港公司和外资公司是抗拒的。
现场提问:怎么抗拒?
周安桥:这不是在批评谁,客观的讲,北京大部分住宅用地比较复杂,不是纯粹拿一块地出来。一方面要限价,但限价以后要配套保障房。往往在保障房部分我们搞不清楚,弄不明白,时间长了我也不清楚怎么做,这样心理上就有点抗拒。
比如说,某块地拍得很贵,价格很高,必然会做好房子才能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但这块地同时要盖一些很便宜的房子给政府,就好似在香港半山这么好的地方,我又要做一些廉价房给政府,这个很奇怪,我们就觉得很难做。
另外,北京的招标往往付款时间极短,要求一个月要把地价付完。这对香港公司来讲是不可能的。真正的香港公司要报名、要打外汇、要离岸汇款,我们要通过商务部、外管局各方面程序,一般正常程序要走4个月,安全一点要6个月。
在九龙仓进入的大部分城市里面,地方政府基本都会允许我们这种做法,哪怕时间短,他们可以让我先付美金,然后再转成人民币,北京政府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政策。
当然,也并不是绝对不能做,这要动用我们国内的资源,动用人民币去做。但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没有一个所谓的国内主体,没有批准可以允许我做房地产业务的公司。
所以只能打擦边球,把一些做过国内项目的公司拿来用。这在律师看来,不能用这个公司再做项目,因为当年这个公司进来就是做一个项目,做完你就要走。国内企业可以做完一个项目再投资,我们只能做完一个项目把钱全部打出去结算,重新再来过。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济改革里,我们期待可以把这一条放宽。
当然,在北京市场我们做了很多尝试,也希望打擦边球进去,尽管并不是完全不能,但总是不完美的做法,所以也不可能大量去做。
现场提问:怎么看北京市场?四万亿以后,北京的房价是全国涨得最大的,您觉得这个市场有风险吗?
周安桥: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有风险,北京市场属于风险比较小的地方,因为需求量是最大的。北京项目的效益在近年九龙仓国内所有项目中排在前几名,所以我们非常想进北京市。
现场提问:前几年一直在调控,但开发商多数认为房价会继续涨。但今年没出什么调控政策,很多开发商却预期偏低。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周安桥:房地产市场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所以房价不可能一直上升,和经济接轨。为什么今年房地产商几乎都不约而同的比较保守?其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都是淡季,这段时间对楼市持观望态度的不是我们一家。
其实,我们认为不可能再出更严厉的政策,而是应该往放松的方向走。既然往放松的方向走,如果就事论事,大家应该对今年的房价持乐观的看法。但恰恰相反,而是不约而同的说“不一定”。
我觉得,这和宏观经济有关系。不仅仅是地产行业,并没有看到更多的行业发展蒸蒸日上,除了虚拟经济(腾讯、阿里巴巴、游戏)。我们原本并不熟悉的行业很独特,股票也涨得很厉害,但实体经济却涨得不厉害。再加上全世界利息的走势,大家对未来美元的利息、对中国的货币政策都有一个判断。
在这个大环境下,坦率的讲,也许真正放开限购也不见得有很多人有钱买房子,万一放宽了(限购),房价也不上去就更令人害怕。现在说房子不好卖还有借口给自己,可以安慰说是因为限价、限购、限贷,但倘若真的放宽了,也不一定(会好转)。
买房子不光是因为政策的影响,最终你也要掏钱出来买,要支付,要贷款,这与整体经济有关系。不管是内地、香港,还是海外,利息上涨、银根紧缩,肯定会让大家对大宗商品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再加上包括我们在内的大部分发展商,存量相对来说都处于一个高位,大部分都存在去存货的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认为地方政府要尽快的松绑,应该考虑房价下行的风险多一点,而不会考虑猛升的风险多一点。虽然我没有预见能力,但还是感觉如果现在真的放宽限购,房价猛涨的机会不是很大,大家也应该立足于去化。
商业与第二代
现场提问:从今年年初开始,九龙仓在内地的商业地产成为另一个关注的焦点。您怎么评价目前成都IFS项目的表现?你们在中国内地商业地产方面的发展想法是什么?
周安桥:商业地产是九龙仓的主打业务,在香港主要是海港城和时代广场,另外还有第三个项目,叫"荷里活中心"。截止至去年年底,这三个项目的营业额是460亿港币,大概占全香港零售额的9%。
根据国际会计制度,我们内部针对这三个项目专门做了一个统计。在过去4年中,每年对它们的价值做了一个重新的评估。我们发现,三个项目在4年中增值了1000亿港币,这是九龙仓主打的业务。
于去年年底,商业地产在九龙仓4000多亿港币的资产中占比60%,也就是说我们有2600亿是出租物业。在这2600亿之中,国内商业地产占500亿,虽然这个数字相对来说并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500亿是从4年前的100多亿增长到了去年底的500亿。
换句话说,4年中,香港的物业增长了一倍多,国内收租物业却增长了好几倍。4年前香港的这一批物业价值1000多亿,到去年底价值2000多亿,但国内是从100多亿变成了500亿。
而在这500亿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第二代商业综合体产品。今年年初, 九龙仓在中国内地的首个旗舰项目成都国际金融中心购物中心开业。
从十几年前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国内,分别在上海、北京、大连、成都、重庆布局了时代广场。我们将这些视为第一代产品,现在来看,其特点之一就是规模比较小。最小的项目在大连,1万多平方米;比较大的在上海的淮海路,商场面积也就是5万平方米,加上楼上的办公公寓也就是十几万平方米。
我们将成都的这个项目称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九龙仓的第二代产品,我们引以为傲。该项目地上、地下面积超过了75万平方米,商场面积接近20万平方米。已经超过了九龙仓旗舰项目——香港海港城的规模。
到目前为止,95%以上的商业面积已全部出租,开业当天已有60%的商家进入营业状态,预计今年6、7月份这95%都会开业。
这个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模式,接下来是重庆的国金中心(50万平方米)、长沙的国金中心(地上、地下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目前在建最大的一个国金中心)。以后我们会在国内一些城市(比如上海、西安),继续寻找这类项目。
现场提问:第二代产品有什么特点?
周安桥:这类项目的特点之一是都会有类似的规模,商场分别会有10万、15万,甚至20万平方米的面积。
我们假设一个情况,倘若今天的2600亿的商业价值在5年以后可能达到了5000亿。那个时候也许国内这部分物业会是1000亿-2000亿的规模,而不是今天的500亿。这个数字会随着我们现有国金中心的完成而增长,未来还会多盖几个这样的项目。
当然这些数字只是假设性的情况。我的意思是说,九龙仓在国内的国金中心(亦或商业地产)的比例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会变成30%、35%、40%、45%,甚至50%。总有一天,我们在国内的商业地产会和香港一样,甚至超过香港。
现场提问:不少观点认为内地商业地产存在诸多风险,但九龙仓在上海、成都、长沙等地都在做大体量的商业地产项目,你们怎么看这个市场?
周安桥:这个问题与电商对我们影响差不多。首先,九龙仓很少做小范围,所谓区域性的商业项目。一些公司会做10平方公里、50平方公里范围的一个商场。九龙仓可能做1万平方公里的商场,我们希望目标客户越多越好。
比如说成都这个商场,虽然位于锦江区,但并不仅仅为这一个区服务。如果只为锦江区服务,我肯定支撑不了这个商城,不可能一个区里面有这么多人来买LV的包、阿玛尼的衣服,甚至成都都不够。就像海港城,不是为了700万的香港人服务,而是为了13亿的人民服务,当然这个有点虚。但13亿人中依然有四、五千万人到香港,其中如果有80%的人会到海港城,我们的商场就是为这80%的4000万人,以及700万的香港人,以及海外游客服务的。
同样的成都项目,如果把这个范围放大到四川省,就不仅仅是成都的1000万人,而是四川8000万人,甚至包括重庆在内,可能有1亿人口。再讲大一点,包括整个西南地区。
与此同时,我们强调规模,规模有一个综合性的因素。消费者到我们商场来,追求的是体验,感受的是气氛,而不仅仅是购物,简单的购物可以用网购来解决。虽然我不能100%避开网购,但能够把网购带来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网购未来十年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也是大家在猜测的问题,我们只能尽可能的把这个影响降低。所以,九龙仓选择做国金中心,并没有指望能够遍地开花,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不会超过10个国金中心,如果单纯把它除以13亿,我们每个这样的商场针对的是1亿人口的市场,这还是比较安全的。
合作与入股
现场提问:九龙仓一直与很多大型开发商合作,比如万科、龙湖等,未来会否继续加大这方面的力度?
周安桥:我们抱着开放的态度去对待合作,但没有特定的政策规定自己非要和谁合作,或者不和谁合作。对于合作与单独开发,我们都以开放的心态去对待,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有时候往往在具体问题上就促成一些想法。
比如,我们在某个城市看中一块地,报名以后没别人入场我们就单独开发。如果报名了以后,还有其他10家、8家报名,里面有几家是我们的“老相好”,招商、中海、万科等,我们就考虑干脆大家别抢了,有可能就会促成合作。
也可能我们并没特别看上某块地,或者对某个市场不太了解,而一些朋友主动找到我们提出合作,根据经历,我们大部分会选择和有实力的开发商合作。
还有一种复杂的情况,同时有三、四个企业想要与九龙仓合作,我们内部就要痛苦的进行选择。多数情况下我只能找一家,个别情况下我会和几家共同合作。
现场提问:就国内地产商的合作来看,成功的少最后闹矛盾的多,九龙仓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能否分享一些经验?另外,对于在股权层面的合作是如何考虑的?
周安桥:合作方面我们就不谦虚了,九龙仓是比较少的香港公司在合作层面比较成功的。我们90%以上的合作都是愉快的。少数的合作不怎么成功,但是还是保持愉快的关系。
这主要有几个因素。首先是态度,我们的态度比较好,清楚为什么要合作,我们觉得自己不足。比如,刚才谈到综合体项目的开发,在这方面我们是做得最好的企业之一,不需要找合作伙伴。
在住宅地产,我们在国内确实不如本地开发商,包括所谓的“接地气”、掌握市场、掌握消费者的品味习惯。当然这可以学习,但需要时间,需要经历,包括失败的经历,正反两面都要学。一方面要付出时间,另一方面也要付出学费。
如果能够找到一些好的,本身就有经验的企业,我们很愿意合作。所以,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让对方操盘,他出总经理。一般一讲到合作,都会有针锋相对的情况,比如你出总经理,我出副总经理,你做总经理,我做董事长等等。
我们在一些内部合作中也有类似的安排,一般情况下,董事长都由我们做,总经理归他们做,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副总经理,不会派副总经理盯着他的总经理。
我们可能在财务上有一个制约,会派出一个财务总监,这也是很公平的。如果两个君子合作,这个数字都是可以公开的,没有什么隐瞒的东西。我们也设置了一个机制,不管领导不领导,财务总监我们派,对方一般也很愿意接受。
信任是合作的前提条件,有信任,企业中90%以上的问题就自然没有了。两家公司的大矛盾基本都是源于不信任。比如,你买样东西我觉得买贵了,这样每天就有矛盾出来,我们基本上不管这个事情,相信合伙人。当然,我们也会提提意见,对市场、售价的判断。
九龙仓合作的一个重要观点,就像做餐厅有没有回头客,忽悠人家来吃顿饭很容易,说这里的饭很好吃。吃完以后我不讲,你自动再回来,就说明我的饭真的很好。
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重庆我们和中海的合作是一个经典案例。
与中海合作,第一个项目他们60%,我们40%;第二个项目我们55%,他们45%,一大一小。合作两次以后,第三次是50%对50%。不仅如此,这个项目一分为二,50%的项目里面一半中海操盘,一半我操盘。
具体来讲,这个项目中有90万平方米的住宅、50万平方米的商业,这是我们第一次和别人合作开发综合体。商业部分操盘归九龙仓,另外90万平方米归中海。
所以我们开董事会很有趣,上半部分是谁,下半部分是谁,讲商业地产是由我们来主导,讲住宅地产他们来主导。
第二个问题,我们入股绿城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种机会我们也不会期盼有很多,如果再有也愿意参与,但是不太容易。因为要进入这么一个优秀的公司,而且原来管理层是抱有欢迎态度的,让我们拿到第二股东的权益,同时还不用付出所谓过高的代价。就像我们拿一块地,又要好地段、好城市,又要好价格,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如果还有我们也会愿意参与。但我们并不会把股权作为重要的一个策略,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但也不会积极主动在市场上找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