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本届中央领导层全面上任后的首次全国“两会”，今年的“两会”既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更是落实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计划的具体部署。在经历了十八大之后的理思路、立战略、定规划之后，中国进入了落实规划的“细棋”阶段，这个阶段虽然不像制订战略那样“高大上”，但对于实施政策、配置资源和驾驭局面的能力要求其实更高。

　　从“两会”迄今透露出的信息来判断，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今后中国经济仍面临着许多的不确定性，经济领域的某些问题可能还会恶化。由于中国经济涉及的问题众多，“两会”还在进行之中，现在只能从面上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简单的展望：

　　首先，维持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需要有效措施。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稳健转型的政策方向是对的，然而，既要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同时又抑制通胀，目前我们还未看到有效的后继措施。我们一直认为，国内通胀情况被系统性地低估。由于今后国内通胀情况可能上扬，预计政策层为应对这种局面可能采取一定的紧缩政策，这会造成市场出现“冻结”现象。

　　其次，中国改革的真正深入将会遇到极大阻碍。十八届三中全会只是宣布了全面改革的宏大设想，反腐败也只是在坚硬的利益堡垒上敲出了裂痕，真正的改革并没有深入。中国全面改革的难点既在中央，也在地方。从态度和行动来看，中央层面的改革与基层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央至少在态度上已经调整，而庞大的地方层面还没有启动。安邦(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如果全面改革要突破深入到基层并取得一定效果，预计起码也需要2年时间。改革突破的关键看干部队伍，中国干部队伍的问题冰冻三尺，在不动体制的情况下，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第三，中国的军费负担将逐步增大。2014年中国的军费预算为8082亿元，占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比例35.9%(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0.8%)。安邦(ANBOUND)的跟踪研究显示，从2005年至今，除了2010年之外，其他各年军费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差距从2.2个到8.1个百分点不等。以年增长12%计算，中国的军费到2016年将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0138亿元(考虑人民币升值，可能接近2000亿美元)。国防费用增长肯定会减少经济发展的资源，还将引发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可想而知，今后西方国家采取各种方式来“围堵”军事上崛起的中国可能更甚。

　　第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亟需清晰化并落地。虽然中央专门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但所确定的依然是“人的城市化”、“注重生态”、“转型”等宏观策略，距离转化为可操作的系列政策、可执行的规划等方面，目前仍然是众说纷纭，未见明确定论。从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在国内多个层面的调研来看，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新型城镇化各有解读，而且各有安排，越到基层，旧城镇化模式的惯性越大，“变着法子走老路”的情况依然普遍。这意味着，国内城镇化市场今后可能面临极不稳定的局面。

　　第五，中国可能面临新的加税周期来临。2014年的财政赤字规模为13500亿元，比2013年增加1500亿元，达到历史最高，赤字率为2.1%左右。在政府财政收入高达13万亿元(2013年数据，占GDP比重22.3%)的情况下，中国仍在继续扩张赤字，显示政府迫切需要增加收入来应付各种开支，中央要增收，而地方政府根本没钱，这些都会成为加税的基础。一方面经济有可能冻结，另一方面将会加税，今后国内商界面临的压力不会小，企业运营环境可能更加恶劣。

　　第六，部分政策质量不高，有远景而无规划。全国深化改革出台之后，将会驱动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出台——从经济到城镇化再到人口政策等，但从已出台的政策来看，部分政策的质量不高，重远景和目标，轻规划和可操作性，政策的系统配套也不够。比如北京目前高调表示要控制人口，通过外流产业来减少人口。然而，北京人口的聚集是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城市规划等因素所形成的，简单通过迁移产业来减少人口，在目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控制人口还涉及到法律修改问题，过去的城市总规、经济和产业规划等都必须做相应的修改。

　　第七，农村发展问题需要深入扎实地推进。近几年虽然在推动银行下乡、土地承包权抵押改革方面有一定进展，但总体看，“三农”的深层问题并没有解决，许多支农政策尚未落地。以减贫为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减贫目标1000万人以上，根据国务院扶贫办数字，截至2012年年底，按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中国贫困人口总数为9899万人。2013年中国农村减贫人口1650万，还剩8250万；今年即使完成1000万的减贫而且不考虑返贫，也还有7250万农村贫困人口，中国农村减贫的任务艰巨。而且，随着经济增长，贫困标准也应该上调，这会导致较高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增加。“三农”问题的实质还是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这方面中国需要切实推进，不能悬而未决。

　　第八，社会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凸显。近几年来，国内社会安全环境有恶化迹象，过去的社会矛盾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诉求，现在新的矛盾则更加多元，民族、宗教、社会、法律的因素开始增多，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极端的反社会暴力事件。这些令人担忧的变化，对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思路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九，企业竞争有转入政治层面的迹象。企业竞争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好的市场体系应该保证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国过去批评较多的都是政府干预了市场，不过现在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国内的市场竞争主动掺杂了政治。比如国内部分电商相互宣战竞争，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引发的与传统金融的竞争等等，都有政治层面的因素参与其中。这种情况在过去极为罕见，现在则有常态化的迹象。这种变化将使得中国的市场变得复杂，游戏规则也会变化。

　　最终分析结论(FinalAnalysisConclusion)：

　　整体来看，“两会”之后中国市场面临的形势，并不会变得更加简洁清晰，仍然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有太多的政策需要落地实施。如何在不确定性中保持平衡发展，是摆在政府和企业面前的挑战。

（审校：武瑾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