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启示

　　进入21世纪后，不少城市提出了乐观的城中村改造计划，如2000年珠海提出“改造城中旧村、创建精品社区”的目标，要在3年内消灭全部26个城中村；2005年北京提出要在3年内改造四环以内及奥运场馆周边的171个城中村；2006年深圳市盐田区承诺在3年内完成城中村改造……勿庸置疑，前述绍兴越城区的实践表明这些计划有实现的可能性，但珠海的实践却遇到了挫折。据报道，由于“改建遇到新问题”，珠海于2004年再次提出要在两年内完成城中村改建。这些“新问题”主要有：部分居民抵制，且出现严重不稳定问题；改造成本大于预算，开发商难以为继；更严重的是，在部分城中村改建成“高尚住宅区”后，住房价格上涨使原城中村的大量低收入人群转移到租金下降的其他居住区中，导致“原来的政府统建住宅小区反而变成了新的‘城中村’”●[14]，这与前述19世纪英国贫民窟清除中产生的某些不足类似。因此，这些乐观计划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

　　如开篇所述，城中村和19世纪前后西方的贫民窟都是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居住空间分异的产物，都是吸纳以进城农民为主的流动人口的低成本城市居住区，二者具有相通的性质。西方城市化早期清除贫民窟的实践表明，解决低收入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二战前英国初步解决了中产阶级的住房问题，而英格兰400万低收入工人仍居住在“非现代化”的19世纪房屋里●[15]。或许正基于此，广州市前市长林树森认为城中村的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有的可能要花一两代人的时间，并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可以改造好的”●[16]。

　　城中村的改造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处理其背后隐藏的深刻社会问题。否则，操之过急的改造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深圳在2003年实行的“净畅宁工程”和“梳理行动”，仅4个月就拆除了3 545万m●2违章建筑，这些违章建筑大多位于各城中村，至少涉及了百万流动人口，结果导致出租房租金上扬，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成本提高，部分流动人口被迫离开深圳，进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珠海和深圳的两个案例表明城中村问题不是一个空间环境问题，也不是一个通过地产开发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社会公平和城市发展步调的综合性问题。

　　在城中村改造所涉及的社会问题中，流动人口问题无疑是关键的。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说：“研究深圳的社会问题首先必须研究其人口问题，……人口之多正是深圳的城市价值，什么时候流动人口少了，人口不流动了，深圳的发展可能就该止步了”。进城农民是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他们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只消耗了最少的城市资源。例如深圳特区内200多万流动人口的半数居住在城中村，但特区内72个城中村的土地面积仅10 km●2●[17]，这些城中村的平均人口密度高达10万人/km●2以上，与深圳特区6 532人/ km●2的平均人口密度相比，城中村显然节省了大量的土地资源——所以“空间问题只是城中村问题的‘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城中村相当集约地解决了大量人口的生活问题，从而降低了城市的营商成本，且“构建了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14]。据预测，2020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将从目前的50%降低到30%”，“城镇化水平将由2001年的37.7%上升到……接近60%”●[17]，近期内还将有数亿农民涌入城市，而城中村作为一种低成本住区既是进城流动人口在现阶段所能承受的主要居住选择，也是当前唯一能够容纳如此多流动人口的城市住区——如果说城中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就在于此。

　　反观西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清除贫民窟的历程，虽然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但是由于忽视了社会问题，单纯从解决住房问题入手，花费了100年才基本解决居住问题，且贫民窟现象一直保留至今——美国学者J?布鲁姆认为城市贫民区是具有新生命的老祸害●[8]，言下之意，当今欧美的贫民窟与早期相比已经有了全然不同的新特征，与各种问题混合后变得更复杂了。前车之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城中村与当前的改造方式，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立场上正视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问题，正如深圳市副市长闫小培所说，城中村已经演化为“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廉租房的低收入社区”，改造的目的应当是不谋城中村的区位利益，只为身为弱势群体的低收入流动人口的居住质量谋福利●[18]。

　　“几乎晚了100多年，发生在美国的城市化过程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从头来过”●[19]——的确，相似的城市化进程在中国部分地方再现了西方百年前的“焦炭城”，而城中村则隐约透出“焦炭城”里贫民窟的轮廓，忽视社会问题和低收入流动人口的匆忙改造是一个误区，有可能将让城市在未来付出更大的代价。□

　　注释

　　①李津逵，《“效益”与“和谐”看城中村》，2005年4月9日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讲座。

　　参考文献

　　[1]深圳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深圳城中村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特区理论与实践，2004（3）：23-37.

　　[2]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仇保兴. 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期面临的若干挑战. 城市发展研究，2003（6）：1-15.

　　[4]李俊夫. 城中村的改造.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5]王章辉，黄柯可. 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 Warner S.B，Jr. Streetcar Suburbs: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 1870～1900.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7]王旭. 美国城市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8]林广，张鸿雁. 成功与代价——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9]芒福德 L. 城市发展史. 宋俊岭，倪文彦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10]李艳玲. 论30年代纽约贫民窟改造.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10-112.

　　[11]李立勋. 广州市城中村形成及改造机制研究. 广州：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1.

　　[12]杨安. “城中村”的防治. 城乡建设，1996（8）：30-31.

　　[13]慎海雄，裘立华，杨金志. 让利于民的“绍兴模式”. 瞭望，2006（z1）：26-27.

　　[14]李津逵. 城中村的真问题. 开放导报，2005（3）：43-48.

　　[15]勃里格斯 A. 英国社会史. 陈叔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6]李培林. 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7]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中国城市“十一五”核心问题研究报告.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18]魏立华，闫小培. “城中村”：存续前提下的转型. 城市规划，2005（7）：9-13.

　　[19]张新民. 中国的故事：包围城市.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
• 1
• 2
• 3
• >>

·城市病：城中村与百年前的西方贫民窟 08/07/07

·巴曙松通讯㈡：通货膨胀对房地产的影响 08/07/07

·婊子与流氓的对手戏：关于徐滇庆和牛刀的赌局 08/07/06

·香港房地产周期对大陆房地产市场的启示 08/07/01

·形式大于功能？摩天大楼有益于环保 08/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