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即使在纽约这样寸土寸金之地，不受国家垄断的房屋市场总能对各种需求作出反应。　

　  现行土地制度下发生的城市化十分不利于民工进城定居，所以在中国仍有大量剩余劳动的情况下,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可能会过早消亡。如果中国在不能消化自身的剩余劳动之前便要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那么，通过充分就业实现繁荣分享的目标就会流于空谈。

　　东北财大的刘发跃和一位叫Schwalbe的读者来信说，户籍制度可能是限制民工定居城市的更主要原因。我完全赞成对户口制度做根本的改革，目的不仅是加快农民进城，也是赋予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一样的人身自由和经济、政治权利。在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之间，何者对民工定居更主要的问题，思考再三，我觉得还是土地制度更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在目前允许农民自由外出打工的条件下，有不少例子显示，尽管没有正式城市户口，但是一些民工依靠自身的体力、智力和克服困难、藐视歧视的坚强意志，终于在城市中排除万难，实现事实上的定居。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说，作为来自农村的民工，从来就只相信自己的双手和劳动，没有依靠国家的习惯。他们进城定居自然并不以获得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房补贴等为前提；第二，我所熟悉的美国纽约地区存在很多非法移民，他们享受不到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的许多权利。按照移民法，他们甚至没有资格打工，因而常常要逃避警察的讯问和搜查。但是，他们以勤劳、肯学、服从指挥、工资低廉为号召，总能找到雇主，进而定居下来。纽约很多来自中国福建、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便是循着这条坎坷的道路实现自己的美国梦的。

　　所以，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即使在纽约这样寸土寸金之地，不受国家垄断的房屋市场总能对各种需求作出反应。非法移民自然不会奢望第五大道的豪华公寓、长岛的花园洋房，也许一开始只能在贫民窟拥挤的地下室里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投宿于像香港那样按钟点计算的床位。但是大部分非法移民通过自己的诚实努力，总能告别这种窘迫的状况，并将这种简陋、但给人希望的居住条件留给不断涌入的新移民。如果拆毁所有这种居所，纽约的活力也就消失了。

　　其实，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还涉及到农业的内在活力、新农村建设的民间主动性、汇率调整的空间及其影响、贸易摩擦的化解、资本市场和农村金融的正常发育、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和城乡收入差的缩小等重大问题。对以上问题我都会陆续陈述自己的想法。使我感动的是，很多读者，例如北大光华的章铮教授，上海大学的范剑文，浙江大学的高琛，成都的许冰洁等，或者再次传来论文，或者分享他们的看法，或者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本想尽早讨论这些问题，但限于时间和精力，我无法一一作答，希望他们原谅，并希望他们继续关注本专栏，因为我会尽力分期分批回答他们的问题。

　　使人鼓舞的是，来信的读者中，都表示了对现行土地制度弊端的种种不满。然而对改革这一制度，有些读者显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所以，有必要拓宽我们的视野，看看现行土地制度究竟能否适应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要求。

　　内生增长理论给出的最重要启示是，依靠常规投入取得的增长潜力会很快穷尽，通过不断的技术和制度创新所取得的增长潜力则持久而绵亘。对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这一启示格外重要。如果中国已经在现行土地制度之下全面实现了现代化，改不改这种制度自然关系不大。可是，目前中国大部分民众和地区尚未达到小康，要实现全方位、共享型的现代化，自然要寻找降低现代化成本的途径。经济学家不能推卸的重大责任，便是指出何为成本极小化的道路，并坚持不懈地予以引导，防止社会像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那样走进歧路。

　　迄今为止，创造物质财富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只有市场经济体制。上海财大的田国强在讨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时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这个结论不但基于各国实践的结果，也基于中国自己的正反经验。自1949-1978年对计划经济的一再失败的激进试验，以及最近30年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无不在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既然中国惟有采用市场经济制度才能提高效率，降低现代化成本，那么，中国就只有继续改革所有不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束缚市场经济正常发育和成长的各种过时的经济社会制度。这是付出饥饿、匮乏乃至牺牲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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