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正在建立中的国度，你不应该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应该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发出声音。因为当你在两会这样一个全国的政治平台上发出声音时，你的反对者可能并没有机会来到这个平台上来和你对话。

　　王锡锌：西方的压力集团对政治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的，比方说，工会手里有大量的选票，但资方有钱，可以资助总统选举，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影响公共决策。

　　《财富时报》：国内的这些利益团体的未来发展前景将会怎样？

　　王锡锌：我刚才提到国内的利益团体的内部组织还不够，但我相信，只要改革开放继续推进，中国多元利益的组织化程度会越来越高。

　　首先，组织化是所有利益天然的冲动，科斯说，组织化可以导致交易成本的下降。其次，政府也在转变角色，需要倾听民声，但很快政府会发现，乱哄哄的一拥而上的反映民声，是极容易失控也是无效的，因此政府也需要组织化的表达，希望拥有共同利益的人“合并同类项”。换句话说，这种利益组织化的趋势，在中国自下而上有一种驱动，自上而下也有一种需要。

　　秋风：如果他们想要有更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他们需要自己来开辟自己的平台，比方说，实现商业自治。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他们现在搞慈善事业的话，不要再捐给政府，让政府继续当中间人了，他们应该自己联合起来，搭建一个平台。慢慢的他们就能发展起来了。

　　《财富时报》：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类似张茵这样的言论呢？

　　王锡锌：全国两会是两会代表委员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决策的公共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涉及各方利益，需要代表委员们履行作为平台活动者应当发挥的职能，不当“来的时候握握手、开的时候拍拍手、走的时候挥挥手”的“三手代表”。

　　现在，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些具体的利益诉求提出来，这是公共政治生活中可喜的现象。代表的行动和两会平台的性质是吻合的，大家再进一步对此进行质疑、批评、讨论、支持，这也表明，公共生活在向参与式民主迈进。

　　但现在有些人用道德姿态站出来批评，说张茵只代表富人、只代表自己，这些批评，误解了政协和人大这个平台本身的职能。两会的职能本来就是让大家各抒己见，协商不同利益，最后形成共同利益。如果我们把两会变成一个道德论坛，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秋风：我们必须澄清一个误解，即，不是每个人为自己说话就是政治。

　　在政治层面上，大家需要用一般性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利益。你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做对我有利或者对我不利。

　　像张茵，提提案时她完全可以这样说，应该提高个税起征点，或降低边际税率。但她提提案的方式却好像，这个社会离了他们就不能发展似的，而事实的情况是，我们这个社会离了任何精英都可以发展得很好，社会是大众推动的。

　　在当下中国，富人是没有道德权利来提减税的。换句话说，富裕阶层需要以一种和解、救赎的心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多为社会多做点实事，把自己从人民群众愤怒的心态中救赎出来。

　　《财富时报》：一种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让这些利益团体更好地代表我们的利益？

　　王锡锌：在两会这个平台上，代表委员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应该有一种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及其竞争和制约的机制。

　　张茵代表富人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们只是担心只有富人的诉求在这里表达出来。但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张茵的声音出来后，大多数代表委员是沉默的，当然有个别委员出来批评说，两会代表委员需要“兼济天下”，但这种声音并不是某种具体的利益诉求，可以制约张茵，和她抗衡的。

　　现在大家担心的是，新兴阶层代表委员数量越来越多，其能力和资源上也较弱势阶层更胜一筹，因此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个时候，国家应该有一种校正机制，使不平衡的话语权得到校正。

　　秋风：两会代表和委员应该具有公共的情怀。

　　比如说，张茵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那你就少做点生意，多去关心公共问题，多和商界外面的人打交道，多看点好报纸的评论，这样，你就能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在想什么，他们的诉求是什么，然后你要以一种谦卑的心态去面对，并用公共的话语去代表他们。

　　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会让这部分人成为真正的领袖，他们知道社会的发展趋势，并能很好地示范和指导其他人，并告诉其他人，怎样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当然，更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有一套更好的代表准入制度，让那些真正关心公共事业、真正懂公共事业的人能够进入这个平台来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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