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讲座中，CCTV的设计者雷姆·库哈斯强调他的CCTV新楼不是像悉尼歌剧院或者西班牙的古根海姆美术馆那样的城市地标式的建筑（那两个城市是因这两座建筑而声名远扬的），北京的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使它更接近巴黎和罗马，因此CCTV新楼不是那种“史诗”性的建筑，它只是北京CBD众多的地标建筑之一。紧接着，库哈斯对他的心爱建筑进行了一番政治文化阐释，他说，在西方，电视台的各个部门往往会因工作旨趣的差异而分散在几个地方，如制作部可能在更有历史和人文趣味的旧街区的loft里，有的部门可能远在郊区，像CCTV这样把一个庞大的机构的所有部门集中在一起，并且建筑要负载某种象征意义的，是难得遇到的“挑战”。

　　他把CCTV新楼的功能解释为一个“环”，所有的部门在这个环里完成沟通运作的过程；同时，他也把那里设计成一个开敞的游乐中心，环线也是游客与建筑和城市亲和的通道。他说，CCTV试图为有关城市和建筑问题的讨论建立一个新的语境，建立一种普遍的置疑性，也为解决城市日益复杂问题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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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奥运区域眼下正在成为中国的乌托邦，“鸟巢”、“水立方”和国家体育馆无不以恢宏的尺度和夸张的设计，传达着北京的2008情结——这个都市在用建筑彰显其急于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欲望。就像所有中国城市的空间营造奇迹一样，未来之城仍由农民工建造，“高技”建筑与“低技”施工现场奇观化地拼接着，国际化的野心与民族主义的激情混融着。但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鸟巢”，并不是像它夸张的外表一样的“形式主义设计”，它的“怪异”形式是力图成为平庸的北京新生区域的地标——即在“后奥运时期”，它仍能凭借自身的开敞的公共空间，成为激活区域的积极因素。

　　我个人认为在目前北京所有正在兴建的建筑中，能在建筑史上留得住的，应该就是“鸟巢”。它在体育场馆的设计方面，在对城市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上，都具有相当的突破。我曾就此采访过设计师，当谈到有关“鸟巢”的规模问题时，他们提到“超场馆性”概念，即考虑到2008年奥运会之后它们的作用和功能，其实是有意识地希望把“鸟巢”设计成类似于埃菲尔铁塔那样的城市地标型建筑，在没有体育赛事的时候，可以吸引市民、游客前去观光，举办多层面的城市公共活动，比如展览、晚会和相关的商业运营——它是活的城市空间，充分考虑到建筑对于城市的“激活”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体育或国家、民族主义的空间图腾。

　　我曾经在一篇名为《北京：漂浮的都市》的文章中指出：“近年北京一系列由国际著名建筑大师设计的标志性建筑，是在主流建筑界强烈的抵触情绪下浮现的，已经有许多人阐释了其将对北京城市空间产生的重要影响，但它其实还有着更为复合的文化内涵。北京标志性建筑国际化的趋势，图解了它对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强烈诉求，它塑造全新的、具有前瞻性的城市性格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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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篇文章中，我总结了北京的四种“漂浮性”，即“漂浮的住民”、“漂浮的城市定位”、“漂浮的城市空间”和“漂浮的城市性格”。指出“北京是一个问题与生机并存的都市，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不惜在‘试错’中发展的城市，也是一个权力/物质欲望‘外爆’的城市，一个虽然拥有绝对的控制力、却在无序中裂变的城市。”

　　在文章的结尾，我是这样总结北京的“漂浮性”的：“在所有这些不确定的张力之中，北京并没有像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南亚的诸多大城市那样，陷入某种发展的恐慌与无序。相反，北京的城市发展一直有着某种确定的未来——这个希望就是2008年奥运会。至少在眼下，一切都以此为临界点来运作，包括旧城改造、新项目的核准、政治与经济的运行指标……北京正在患上难以医治的2008临界症，仿佛把城市的未来仅仅设定在这个‘可见的节庆’，真正的未来被放逐了，‘漂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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