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访谈长达五个小时，从日中建筑与文化传统一直谈到中国当代城市与建筑设计，聊得很是尽兴、开心。记得我曾经提过这样一个问题：“矶崎先生一直对现实有着强烈的关注，是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建筑师，对您来讲，‘未建成’不仅是超出了一般‘功利’意义上的设计，更表达了对城市现实的某种深入关注、批判与建构。这一点不仅在您身上，也在包括丹下健三、黑川纪章、安藤忠雄等在内的几代日本建筑师身上都有所体现，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矶崎先生的回答是：“在一个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肯定需要一个运动、一种力量来推动，对那时的日本来说，就是东京奥运会和大阪的万国博览会。当时国家的变化是政府推进城市/建筑发展，在操作中又需要建筑师来具体表现，比如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时，体育馆的设计找到了丹下健三，也就是说给了建筑师从社会角度去考虑和提出自己的见解的机会。当时丹下健三做奥运体育工程设计的时候是50岁，50岁作为一个建筑师来说是非常年轻的时代，然而当时的政府能够重用他，让他通过一个建筑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国际影响。在这之前的十年，我一直是跟着丹下先生的，那时所做的设计都是未建成，但是这些未建成在十年之后的重要时刻就变成了建成。”

　　世界上有许多次奥运会都是举办国不仅藉以大兴土木，还把建筑设计的机会更多委托给本国建筑师，提升本国设计的国际竞争力，矶崎先生提到的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乃是其中最著名和成功的案例。丹下健三设计的国立室内综合体育竞技场在建筑结构（悬索结构）、建筑空间（钢筋混凝土）和建筑语言（象征性）方面的全面探索，不仅使它成为东京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成为丹下一生最著名的作品，也成为日本经济腾飞时代“最完美的纪念碑”。

　　正是东京奥运会，推助丹下健三等建筑师走上了国际建筑舞台，也促动了以后几代日本建筑师的迅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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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巧合的是，在我做法国女建筑师奥戴尔·黛克的访谈时，她也谈到当年密特朗总统的巴黎“大建筑计划”对像她这一代法国建筑师（卡拉特拉瓦、让·努维尔等）崛起的重要意义：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在法国谈及到建筑的问题了，而从那个时候起，我们逐渐开始谈及建筑上的问题。从那些大型建筑开始，法国政府开始将建筑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加以重视，努力展示给世界的是：法国将会以开放的态度寻找优秀的建筑师在城市中建设出好的建筑。同时，也有一些相对小的城市看到政府的态度，以政府的作为为榜样，为各自的城市在建筑领域内做出更多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对法国建筑界起着积极的作用。”“那大概是在80年代初期。那时候法国逐渐开始有一些公共建筑的竞标活动，作为早期类似活动的首批参与者，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建筑师是幸运的。那时，那种活动相比现在要开放，机会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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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同样的奇迹或机遇没有出现在超速城市化时代——尤其是奥运时代的北京，北京选择了另一种更为“常规的”国际化的模式，通过国际招标，以一系列举世震惊的设计，宣示了它再生的“野心”。

　　北京的奥运工程（如“鸟巢”和“水立方”）和与之有相同意义的一系列标志性建筑（如CCTV），确实为北京带来了全新而强烈的“激活”因素，国际建筑大师的强力介入和创作激情的爆发，使得新生的本土建筑师显得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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