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贝聿铭在卢浮宫前造“金字塔”时也引起过不少争议，这和国家大剧院遇到的情况相似，您怎么评价他的设计？

　　安德鲁：当年我手头翻到过这样的文章，上面写道：“法国文化如此精致、优雅、奇特，这个中国出生、美国工作的建筑师怎么可能理解我们法国的文化？他永远都不可能理解！他不该造那玩意儿！我们要另找能领会法国文化的建筑师！”

　　当时这样的批评很多，我曾试图劝阻他们。从实用角度出发，卢浮宫要造个入口，它必须在地下，要有个玻璃屋顶，贝聿铭的设计满足了这种需求，是个成功的作品。事实上，它的出现终结了建筑史上关于功能主义、美学价值等话题的永无休止的争论。有人说它借鉴埃及金字塔，我说那是扯淡，那只是个四角锥体，它并不只属于埃及。

　　有人因为埃及的原因说贝聿铭的“金字塔”是坟墓，也有人说我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像坟墓，我很蔑视这些说法。

　　人物周刊：荷兰建筑师库尔哈斯说，中国满足了外国建筑师的野心。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安德鲁：在我看来，有野心的应该是中国。作为一个迅猛发展的国家，中国建造许多高楼，以此证明它的实力。作为建筑师，我们是服务者而并非指挥者。当然，无论我们为谁工作，都不服务于指挥者，建筑师所服务的是建筑项目。

　　人物周刊：世界的面貌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您喜欢这种趋势吗？您的建筑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安德鲁：我想说，有两样东西必须区别对待：一个是令世界变得越发相似的全球一体化，另一个则是某种普世的概念。我反对全球化，但我始终相信存在普世的东西。就像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所说，我们每个人哭的样子都是一样的。我相信，当我们难过时，内心深处所感到的悲伤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一些人会哭，一些人忍住了泪水。

　　建筑首先是普世的，然后，通过与当时当地各种条件相结合，拥有它具体的造型。正如国家大剧院，它是在中国建的，用的是中国的材料，还是由中国人造的。你们以后会相信，国家大剧院确实是中国的。

　　我最重要的设计是国家大剧院

　　人物周刊：您是如何步入建筑师这一行的？

　　安德鲁：建筑师是我并不了解它的时候选择的职业。事实上，22岁之前，我甚至没见过什么建筑师。我父亲是位数学老师，他一直希望我将来成为一名工程师。早先我学习物理，后来爱上了绘画，但我明白，父亲若知道我想当画家，他一定会气炸的。因此，我选择了建筑，因为我喜欢画画，当然我也擅长物理。现在看来，22岁的我似乎做了件大傻事。对于那些不确定要做什么，只想以最快方式赚到最多钱的年轻人而言，建筑师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这是一个占据了——甚至可以说霸占了你的生活的职业。

　　人物周刊：在您设计的全部建筑中，哪个是您最喜欢的？

　　安德鲁：我喜欢所有这些作品。如果你问我，哪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当然是国家大剧院，因为它在北京的中心地带，这里是中国人价值观的诞生地，而且它花费了我10年时间，我从未承担如此责任重大的项目。

　　人物周刊：有人说，建筑师的妥协是有底线的，何种情况下您会做出妥协？

　　安德鲁：坦白说，我从不妥协，我憎恶“妥协”这个词。我可以理解，试着变换思维。但是，“妥协”是对钱或者权力的让步，我绝不妥协。我的目标是在史册里载入一个漂亮的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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