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安德鲁发现刊登在《中国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决定竞标国家大剧院。“那是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在上海，我和合作伙伴达米基叶讨论了那篇文章的内容。我说，我们应该参加这个竞赛，这将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也会学到新东西。他非常同意我的意见。竞赛之初，我从没期望我会赢。如果我们足够幸运，通过了竞赛第一轮，应该能过第二轮。最后过了四轮。这表明我们远不止是机场专家。如果我们没有参赛，那才是真的失败。”

　　安德鲁曾对他的中国朋友董强(《记忆的群岛》的译者)聊起一件轶事：在大剧院设计图纸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的重要关头，朱总理接见了他。安德鲁匆忙出发，急切中，竟然穿了两只不同的鞋。谈话过程中，朱总理突然将眼睛往地上看。窘迫的安德鲁以为朱总理看到了他两只鞋子不同的“熊样”，结果，朱总理一字一顿对他说：我们接受你的设计，会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给你这块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黄金之地。全中国人民都会来品评你的作品。假如有一天，有51%的中国人赞同你的作品，你就成功了。

　　“安德鲁非常敬业，一个月来一次工地。让人感动的是，退休后的这两年，他都是自费从法国来工地。”国家大剧院中方设计总负责人姜维回忆道。

　　为了从不同地点与角度拍照，安德鲁几乎走遍了长安街。一有时间，他就登上景山，或到紫禁城最高的平台上去看大剧院的外观。

　　“这是个有难度并且会受到很多苛求的职业。它会带来短暂的欢愉，有时不免会有许多失落。由于评判者对设计作品往往不甚了解，有时会很轻视它，对设计师来说，这样的痛苦简直难以忍受。”

　　在上海书城签售会上，他向一位建筑界老者袒露，自己一度曾想放弃大剧院的设计。

　　“那时，我们接到指示，要修改建筑的位置，要求从紫禁城和天安门不能看到它。我们被要求将大剧院退后70米。这让我非常气愤——你们不能把我的建筑像家具一样移来移去！之后，我们不停地修改，修改，再修改。”说着说着，这位羞怯的法国绅士提高了嗓门。

　　如今，大剧院正式运营已有数月，但景山上那些打太极拳的老人不时还是会冒出一句，“这叫啥玩艺儿呢？”面对争议和压力，安德鲁说：“他们说我不了解中国文化，可我从来也不想假装成对中国文化很了解。我知道，这是座非常好的建筑，我们在建造未来的传统，我相信中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自身的价值。”

　　从没想过自己设计的建筑

　　会成为杀手

　　“圆形与人性之间，存在一种隐密的、甚至构成性的关系。”这是《记忆的群岛》里的一句话。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报告厅。

　　灯光暗了下来，屏幕上投射出安德鲁的演示文档。

　　第一页：龙头下的水珠；第二页：树叶上的露珠；第三页：睫毛上的泪珠。

　　“它们的形状都一样。那这是什么？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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