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没有你那么丰富多彩，”小王感叹地说。小王不像我，他没有退伍，而是在部队中入了党、提了干，后来当了宣传干事。不过，他也见证了中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正规化和现代化、裁军、提干制度改革(必须经过军校)等等。

　　“我们一块儿当兵的战友，因为考不上军校，全都复员了，就剩下了我一个人，还在部队混。”小王苦笑了一下，“与地方相比，军队还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什么？你问我还唱歌吗？嗨，我早没有那个闲心了，但我现在写诗、写小说。即使是写新闻稿，我也想超越宣传部队好人好事的老套套……”

　　几天后，总编告诉我：那篇采访吴稼祥的稿件不用了，因为太敏感。

　　三

　　10年前的1998年，我刚到英国。那天，我去伦敦市中心一间游泳池游泳，游了几圈之后，遇到几位同样来游泳的中国人，便互相聊了起来。令我感到蹊跷的是，其中一位女子反复打量我，欲言又止。我索性直接问她：“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她也壮起了胆，与我互相介绍各自的来历。原来，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在中国我们曾经见过几面，但彼此印象都不深了。她也是被中国“六四事件”之后涌起的出国大潮裹挟出来的，最初在保加利亚打工，后来不知道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成功偷渡到英国来。“在保加利亚打工，收入低，而且根本没有可能移民，所以我跑到英国来了。”她淡淡地说，好像她是从北京“跑到”天津那样容易。

　　至此为止，中国改革开放已实行了20年。当年“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开放”这档子事之初，可能没想到：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开放”到国际上之前，“中国制造”的人倒是先自己把自己给“开放”到国境之外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个词儿：“国际大串连”，说的就是这件事儿。

　　就这样，中国人的“他乡遇故知”，变成了“他国遇故知”。所以，即使你在伦敦遇上了你在中国吹掉的老情人，也不要因此过于吃惊啊。

　　四

　　2008年年初，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东，在伦敦市中心一家中餐馆，为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践行。

　　他也曾是中国人“国际大串连”大军中的一员，在英国学习、工作了近20年。如今他又要流动了，不过，这一次他是反向流动：他要回中国工作，当一回这个年头颇为时髦的“海龟”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中国人仍然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方式流向西方的同时，另外一股逆向的潮流也开始渐成规模，愈涌愈大，进入新世纪，回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认为有必要为这股潮流起一个新名词：“海归潮”。

　　这股回流潮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从一个非常僵硬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改制的同时，还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中国已经从30年前一个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国家，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成为一个令西方刮目相看的迅速崛起的经济强国。

　　具体到吸引一个个“海龟”的微观原因，也很简单：“海归”后的收入，与西方有得一比，有时甚至更高。例如，我们的这个朋友这次回中国要去的公司，其实并非外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企业，但收入一点儿不差。

　　他这次决定“海归”，直接的起因是，他就职的那家英国公司大规模裁员，但谁都清楚，他工作出色，再裁也裁不到他。间接的原因，大家心里也有数，其实是此前他的几位前同事“海归”后的示范效应。自从2000年以来，他公司的华裔同事中，便不断有人辞职“海归”，在中国混得似乎都不错，尤其是他的一位“铁哥们儿”2001年“海归”后，如今已成为身价千万的中国著名企业家，受此诱惑，他也不免心动，而这次公司裁员便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终于痛下决心，抛妻别子，单身“海归”。

　　五

　　最近，中国《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来英国，参加一个有关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因为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专程赶到她下榻的伦敦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去探望她。

　　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中，我们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漫无边际地聊着。不知不觉，我们也把话题转到了中国这30年上。

　　“这30年中，你在中国和在海外待的时间大致是一半对一半，你同时具备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角色，”她眼睛眯着，望着我，“那么，在你的眼中，中国这30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的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我把剩下的半杯咖啡喝完，也未能给出一个答案。想来想去，我觉着，我既无力总结中国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发生的种种巨变，也无法用三言两语浓缩我个人的复杂感受，无奈，只好把我上面写过的那几段个人经历的故事，简单地给她复述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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