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比我大两岁、在工厂当工人的哥哥，通过一位在福建厦门当兵的中学同学，买到了一台走私录音机和数盘台湾歌星邓丽君的盒式磁带，我们俩，再加上正在上中学的弟弟，三个人关起门来，躲在哥哥的卧室里，反复地倒着带子，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那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靡靡之音”……我不知道兄弟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只记得当时自己心里的那种震撼：原来歌曲也是可以这么幽幽怨怨、浅吟低唱的，既不必像革命歌曲那样宏言大义，也不必像李谷一的歌曲那样微言大义，仅仅唱唱儿女私情、微言小义，居然就能够那么强烈地震撼人心！

　　大概就是在这次“严重刺激”之后，我下决心离开山沟，离开军营，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我至今不知道邓丽君的歌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在我的理性记忆中，这两者好像是负相关的关系，因为后来中共发起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好像还批判过邓丽君的歌曲，但在我的感性记忆中，中国改革开放的节拍，却似乎一直与邓丽君“靡靡之音”的旋律相互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在西方，人们谈到中国的改革时，通常指的是经济改革。但仔细观察一下这30年来中国的发展，你就可以发现，相比起经济上的巨变，更为细微、但也更为深刻的变化，其实是人们精神上的解放。尽管有过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尽管多数情况下是出于被动，但这30年来，中国政府的确逐渐放松了对社会、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控制。

　　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相比起经济发展、经济自由这种“硬件”改革，政治开明、社会宽容、文化繁荣、意识形态多元化这些“软件”改革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从事经济活动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在精神上的自由，也就不会有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

　　当然，中国人的精神解放，远远不止于听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但毫无疑问，随着邓丽君的歌曲从年轻人房门紧闭的卧室飘入大街小巷、唱遍神州大地，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文化解冻的春潮，包括人道主义思潮、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画、摇滚乐、《走向未来》丛书等等文化现象，便一波接一波地涌入，浸润了中国人那一度干涸的心田……

　　二

　　20年前的1988年，一天，我坐在北京《中国青年报》的编辑部里，打算先编辑几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10周年的稿件，然后再修改、润色我自己采写的一篇重头稿件。

　　当时，中国思想界正在争论一个“龙熊赛跑”的问题(很像今天对比中印竞赛的“龙象之争”)：究竟是“北极熊”苏联先改政治的改革路径更有优势，还是“神州龙”中国先改经济的改革模式更占先机？那一年，也是主张经改先行、政改缓行的“新权威主义”学说在中国倍遭围攻的一年，我采访了“新权威主义”学说的倡导人之一吴稼祥，稿子也已写好，打算一会儿改完后送给总编辑过目。

　　听到有人敲门，我放下稿件，打开门，一群毕恭毕敬的军人站在门口：嗨，又是一拨送部队好人好事宣传稿的军队宣传干事！

　　我把他们迎入室内，请至沙发中，然后接过他们拿出的稿件。正在一目十行看稿的我，突然被人狠狠地拍了一下肩膀：“你还认得我吗？”

　　真没想到，对方是我当兵时的战友、来自山东青岛的小王！我们把另外几个看傻了眼的军人撂在一旁，自顾自地叙起别情来：

　　1979年底，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一年后，我就退伍了，后来去上海读书、来北京工作，“嗨，说起来，我也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之一吧，”我对小王回忆说，“我见证过上海外滩花样越来越新奇的广告牌子、动作越来越‘放肆'的一对对情侣；我也见证过84年北京国庆庆典中北大学生高举的‘小平你好'的标语牌、86年学潮同属北大学生高举的截然不同的标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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