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种种模糊而情绪化的词藻，我们需要思考的真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插手市场，而不是该不该插手市场。

　　救还是不救，已为中国股市最大的议题。在这个言论角斗场里，不救论的代表，是《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最新的“财经观察”中，她以“何必讳言‘不救市’？”为题，慷慨陈词：“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是市场监管者理当践行的基本准则。”

　　如此简单而直率的表态，代表了“市场派”大无畏的态度和真理在手的洋洋自得。中文字词向来就容易引发岐义和联想，如果胡舒立的“救”是指左右大盘指数，那么其言论尚可接受。如果把“救”理解为政府的管治(regulate)，那么“不救市论”则只能说是无知者无畏。因为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不论是作为事实描述，还是价值判断，放任自由的经济一直就是一种空想。

　　1

　　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栋。而去年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则让卡尔·波兰尼适时地来到中国。此书写于1944年，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以经济社会史的宏大背景，全面清算了“市场自发调节论”的天真和幼稚。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前言中所说的，波兰尼让人们感觉到，他是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的。他的观点，他的关切，是与1999年和2000年在西雅图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对国际金融组织的动乱者和示威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一致的。

　　斯蒂格利茨对此书中心议题的概括是：自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ed market)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致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他还廓清了各种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新工业利益的婢女的，而这些利益又如何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选择利用的——当他们的利益有要求时，他们照样会要去政府干预。

　　后面一句尤其切中今日中国舆论的要害，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似乎成为一种不可亵渎的教条，而实际上，操起这个尚方宝剑的人，却有意或无意地促成了政策的偏向以及各利益群体的得失。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如果说“反对政府干预”的简单信念，曾经有过促进民营化、让国有资本退出市场的功绩，那么在今天，它也有可能成为改革前进的绊脚石。

　　因此，撇开种种模糊而情绪化的词藻，我们需要思考的真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插手市场，而不是该不该插手市场。(插手一词有贬义，但从市场乃无形之手的比喻引申，插手是个好词。此处的确切含义即英文的Regulate)这一议题，也正是今日中国政策最大的症结：市场和政府的边界。

• <<
• 1
• 2
• 3
• 4
• >>

·中国应借鉴德国的地产管理经验 08/04/04

·等待救市 等待戈多 08/04/03

·富力银禧一口价单位，复活节热闹楼市 08/03/27

·市场为何恐惧上市公司巨额再融资？ 08/03/21

·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 ——“用市场力量和制度创新，服务穷人” 08/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