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以《哲学的贫困》回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卡尔·波普则以《历史主义贫困论》(又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回应马克思。今天，谨以“市场决定论的贫困”向思想导师们致敬。说实话，市场决定论也是我在此生造的一个词，指代那些信奉“市场自发调节”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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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可以这样思考，站在前工业社会，市场具有某种进步意义。而站在今日欧美国家或未来社会来看，市场有其局限和弊端，比如过度频繁的价格波动和金融动荡。中国的尴尬之处在于，还没充分享受到市场经济的甜头，就要开始面对其恶果。

　　私有比公有好，竞争比垄断好，放任自由比调控好，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下意识反应。它们或许在一般行业适用，但在货币和金融领域，有些理论预设必须重新反思。在无数割肉不见血的交易中，财富历经了惨酷的重新分配，在强国与弱国之间、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

　　下面我用自己有限的阅读和思考，斗胆分析一下当前错综复杂的金融局势。

　　与当年由郎咸平搅起的国资流失论类似，《货币战争》卷起的旋风，更多展现了社会和民众对某种局势的担忧和警觉，但在学理上存在诸多错漏。《货币战争》的意义，不在于那些缺乏佐证的阴谋论，而是让不少信奉“自我调控的市场”者猛然警醒：和实体经济不同，金融市场在危机关头，不是多赢的游戏，而是弱肉强食的角斗场。在这个意义上，和平年代的民族主义，更多是狂妄和无知，但在国难当头(军事或金融战争中)时期，民族主义是基本的求生策略。在金融危机中，持有不同货币的人，站在不同的阵营里。

　　关于今日国际金融格局和中国宏观政策，有太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如果我们仍然在加息、人民币升值、提高准备金率等简单政策工具上打转，那终究免不了动辄得咎、投鼠忌器、捉襟见肘的困局。抛开水土不服的经济学教科书，我们需要更富战略洞见的言论。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郎咸平的“二元经济”、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分析师滕泰的“新财富论”，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民间学者刘军洛的分析，大致击中了要害。

　　凯恩斯早已说过，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的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使少数人暴富。这句话不仅在某一国家内部适用，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也是如此。

　　在地球村里，美国(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就相当于中央银行，而硬通货就是美元，失去货币权的国家，手里攥了一大把绿油油的钞票。一旦央行的印钞机开足马力，弱国手里的钱就不断缩水。以今日来看，遍及全球的通货膨胀，从韩国到阿根廷，从中国到俄罗斯，无一不是美元贬值的牺牲品。因为半个世纪以来，美元一直是世界主要的储备资产、国际支付手段，甚至一些国家的结算手段。美元的贬值，和石油、粮食价格的暴涨，是一回事。中国人民多年积累的财富，通过强制性结售汇体制变成了外汇储备，而美元贬值和能源、原材料、粮食价格的疯长，则让这些储备一天天缩水。

　　“中国流动性泛滥的根源，是美元的流动性过剩以及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缺乏足够的弹性。巨额外汇储备占款导致人民币发行过多。”滕泰在一两年前就如此分析。以此观之，贸易顺差不断上升、外汇储备疯狂增加、国内流动性泛滥，几乎是三位一体的现象。

　　要终结流动性泛滥，抑制物价指数，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改变强制结汇，要么就扭转过度的贸易顺差。后者涉及产业结构调整，而前者则早该着手。滕泰说，二战后形成的欧洲美元市场、中东的石油美元市场、日本和东南亚的亚洲美元市场，都让多余的财富转成外汇，由居民、企业持有，还可以去海外买东西。而中国的外汇，则通过强制结汇，几乎完全在央行手里。目前虽有松动，但恐已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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