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讨论重大议题，汉语的模糊性，或者说语词的误读，常常让我深感愤怒，或者悲哀。以目前最热的词“救市”、“托市”、“政策市”等来说，没有一个不带感情色彩，一出口就有言外之意。围绕这些词而展开的争论，往往让真问题消失，既无助于学理辩论，也无法进行细致入微的考量。如果我们用Regulate来代替，也许很多误解和争议都消失无踪。其实，即便译成“监管”，也有某种压迫感，稍微中性的翻译，或许是调控，或介入。

　　在各类著作中，Regulate一词有各种译法，如管治、规制、管制或监管。《比较》杂志13期曾有一个监管的专题。按理查德·吉尔伯特(Richard Gilbert)的总结，Regulate的主要方式包括公有化、专营权竞标、以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监管、反垄断、分拆等等。

　　当我们具体讨论某个市场时，会发现Regulate无处不在。中国许多产业的价格和市场准入已放开监管。而在成品油价格、电力等能源和资源市场，价格并未放开。在出租车运营、公共服务方面，市场准入和价格监管，也基本没有放松。而教育和卫生领域，更是市场最为失灵之所在。在这些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我们讨论的议题自然不是要不要监管，而是该如何监管。

　　在《大转型》中，波兰尼重点分析了三个市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他看来，与此前的社会形态相比，市场经济源自这样一种预期：人类以获取最大的货币所得为目标而行动。由此，生产、货物分配都被价格所控制。以此来看，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他称之为虚构商品。具体来讲，这是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所虚构出来的。

　　恰恰在这三个市场，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软肋暴露了出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价格——以及更广泛而言的投资者预期——表现出来的过度变动性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灾难。斯蒂格利茨说，自发调节的市场并不总是像它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起作用。甚至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自由市场体系信仰的堡垒，都不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汇率，尽管它们从来没有给出一个内在一致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回到中国，年初修改的《劳动合同法》已引起诸多意见，张五常先生甚至发表九篇反对新法的文章。且不论此法的最终效果，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已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而说到房地产市场，最迟钝的相关者都明白，这里最大的受益人，恐怕不是开发商，而是政府土地部门。而说到货币，不论利率、汇率，还是存款准备金(其实是对银行商业行为的干预)，政府的手早已无所不在。

　　不论经济学理论，还是中国的现实，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市场不是要不要干预，而是如何干预？回到“救市”不“救市”，议题则应为：政府该如何regulate，而不是置身事外。装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只会让局势更为恶化。

　　在今日中国，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的人，不会倒退到认为“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的地步，而信奉“市场自发调节”的人，恐怕也不会激进到认为“政府全面退出教育和医疗”的程度。所以，有意义的论辩，应该是具体到某个行业、某一领域，政府应该与市场达成什么样的关系。

　　在波兰尼那里，市场经济在欧洲逐步推广的过程，也伴随着所谓的社会转型，即社会针对经济的市场化而自发产生了旨在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他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作通向更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太多地被当作改革的目标本身来对待，而波兰尼强调的是一些更基本的价值，比如免于饥饿、暴力和恐惧的权利。这些基本价值与自发调节的市场的意识形态之间有时无法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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