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横仿

　　宾馆大门终于开得大了一点，随之而来的，是酒店客房从被观看到被模仿，一度导引了这个城市家居的装饰潮流。

　　首先引起注意的，是所谓的洗手间，过去，我们称之为“厕所”或者“马桶间”。名称的变化，显示了这一空间的功能性的扩展，如厕只是其中的一项功能。现在，它成了浴室、化妆间，或者，还兼具其他的功能。而其装饰的精致——大理石台面、壁砖、地砖、铸铁浴缸、花洒……，给人提供的是优雅的想象空间。这一空间的变化，或许可以称之为一场“卫生革命”，这一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身体在这一空间所获得的充分的舒展。

　　身体的要求进一步延伸到卧室——地毯(在家庭则被硬木地板替代)替代了坚硬的水泥地坪；席梦斯替代了木绷或者棕绷，墙壁不再停留在石灰水阶段，而是壁纸或者乳胶漆；日光灯逐步退出这一空间，取而代之的则是吊灯或者吸顶灯，灯光显得昏暗，隐含的是白天(国家的、公共的、政治的、等等)因为这一区隔而无法继续延伸到夜晚(私人的、生活的，等等)；电视柜占据了房间的一个重要位置，它对应的正是电视在家庭的重要地位，对媒介信息的依赖将取代对现实生活的真正个人性的观察和思考；电话搁在床头柜上，这一细节后来被无数家庭模仿。

　　在1980年代，“家”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是一种社会意识的转换。于光远曾这样回忆：“‘文革’前我的观念是：无事不可对党组织讲，而只要涉及党的机密就从不向家人透露。‘文革’中，‘组织’把我视作坏人……我真不知如何去‘浓化’以他们为代表的组织观念。那时候有什么闷和愁，有什么苦与痛，只有对家人诉说，有什么困难只有同家人一起克服，有什么乐趣也就只有同家人分享。说实在的……经过六年‘文革’，我的家庭观念变得真够浓的。”

　　我们学习布置自己的家，以此作为从整齐划一的政治生活中退出的第一步。而我们学习的样本正是酒店的房间布置。殊不知，酒店房间只是一种“标准客房”，它是依据某种标准而进行的“复制”，也因此，酒店提供的，仍然是一种“标准”的、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

　　这一“标准”现在仍在“复制”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打开任何一家装潢公司的广告，我们所能看到的正是这一“标准”化的生产程序。无法不如此，因为“标准的”同时也就是“阶层的”，它构成了一种“标准”的中产阶层的生活模式。即使在家居的装潢中，所谓的个人性并不曾真正体现。我们从阶级话语中退身而出，却在途中遭遇另一种阶层的话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自我认同。

　　娱乐联想

　　酒店还与娱乐业的重新萌生相联系。

　　1984年7月12日《解放日报》的一则报道引起了我的某种想象，这则报道说：“上海宾馆‘芳园’餐厅七月十二日起对外举办音乐茶座，开放时间为每天下午二时半至四时半，每位收费二元五角，其中包括饮料和西点。晚上还将播放彩色投影电视。”

　　我读到报道的时候，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有关上海娱乐业的治理和整顿，一直是1949年以后这个城市重要的改造主题之一。咖啡厅，这个曾经被视为“浪漫、悠闲、品位”等等的空间，在1949年以后所剩寥寥无几，而且常常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符号而被批判。这一现象在1980年代以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在1980年代乃至而后的各种叙事中，首先浮现的是“老上海”的生活形态。而且是被精心挑选过“老上海”的生活形态，不是“棚户区”，而是曾被排斥在“革命话语”之外的“百乐门”舞厅、黑社会、豪华公寓，等等。在这一意义上，1984年上海宾馆“芳园”餐厅音乐茶座的悄然开放，可以视为某种社会的“征兆”。

　　饶有意味的是，当年的“芳园”餐厅茶座已不复存在，它已转化为所有酒店大堂咖啡吧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我们并没有多大可能领略所谓“老上海”的风情，比如那种咖啡厅的浪漫或者品位的小资情调。我们感觉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会谈式的商务氛围。严格地说，所谓“西方”，在我们今天的想象中，已经分裂为两个“西方”，一个是欧洲的“西方”，它存在于某种传统的知识叙事中，并且常常依存于“老上海”的再现活动之中，而另一个则是活跃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化的“西方”，是权力和财富的观念混合，这一个“西方”才是我们今天主要的想象对象，甚至是主要的想象动力。

　　所谓的多样化，从未真正存在，1980年代对多样性的个人的生活空间或者生活方式的想象，最终被全球化的想象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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