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孝相最近在北京做成了两件事。一是“做”了一个房子。仅仅说它是一个房子，恐怕业主潘石屹会反对，因为这听上去显得太概括。你瞧，在它边上不远的地方，库哈斯的CCTV越长越高；银泰中心、财富中心、国贸中心三期毫不示弱，高度都在200米以上；国贸桥堵车的时间已经提前于上班族正常上下班的时间，为了防止大家都在一个节骨眼上跟立交桥着急，这里还在加建地下通道。这是北京的CBD，这也是北京继亚运村奥运场馆建设地之外，最热火朝天、引人注目的工地。这样一来，承孝相设计的建外SOHO，真就如同他自己所说，是一个“朴素”的房子。

　　承孝相还出版了他的《建筑，思维的符号》一书的中译本。这本书在韩国出版前曾在报纸上连载，德国出版商找到他，希望他可以授权此书翻译成德文出版。承孝相对对方说，韩国的情况和德国不一样，在德国出版没什么借鉴意义，拒绝了对方。但是他却积极主动去促成书在中国出版，他在中译本序言中写道：“韩国社会究竟位于何处？建筑和城市太过明显地表达着这一混乱。在开发的美名下，美丽的山河被淹没，城市照实地表现出极端资本主义浅薄的形态，固有的共同体已被破坏。”他又在封底郑重发问：“我依然记得目睹这一建筑的时候不断产生的疑问。我们当初所钟爱的空与留白的美为何不再存留在我们的城市，而是出现在遥远的异邦？我们的城市热衷于经济数值的幻想中，在西方人带来的物质理论的武装下，究竟要繁杂地填充到何时才肯罢休？我们的城市果真还会有‘对未来的展望’吗？为什么城市总在被五颜六色的墙体所围困，其中还会有我们美好的生活吗？”

　　新书发布会正好在他自己设计的朝外SOHO中开，有人劈头问他，“我看到你的书在中译本序言里特别强调了寻找韩国或中国这样国家的主体性的一个问题,对韩国和中国这样第三世界的国家,或曾经在19、20世纪落后的国家来说，强大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一直困扰知识分子,但戏剧性的是这本书写的为何都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的建筑？”他静静地回答：“我要写的并不是西方建筑,我要写的是韩国的情况,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对中国或许也有些帮助,在这本书里,西方建筑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我只是用它说明我的想法,说明我想的建筑。”在之后的访问中，我们又聊起了这个话题，他对我解释道：“这几个建筑(即书中的16个建筑)在那个时代把社会情况反映得很好，它们都代表了一些不同时期：有的是反抗当时不良的社会环境、建筑风格的，有的是寻找未来发展方向、与现有时代做激烈斗争的纪录。我想发掘的是他们为什么设计这些建筑，而不仅仅是介绍这些建筑的结构和风格。”

　　承孝相崇拜中国的老子，大概是因为老子喜欢“无为”。作为一个建筑师，他做建筑的方法也和别人不同，2000年来到中国，他最先接下的案子是《长城脚下的公社》。SOHO的张欣带着他到长城看场地。不同于别的建筑师总是稍作停留便离开，他静静地在土地上徘徊良久，拣了几块石头，还爬到工地对面的小山上。张欣不敢惊动他，后来她开着玩笑说，承孝相的建筑灵感恐怕是从工地对面的小山上开始的吧。

　　承孝相也说，自己“不看场地根本没想法、很无能，但看后头脑就会越来越复杂”。他的这一习惯，随着他的实践不断一步步完善成理论，从“贫困之美”到“空”(另一说法是“留白”)再到“地文之美”，他强调：“土地是物质以前的世界”，“土地需要自己寻找纹理”。

　　有人觉得他把道理弄得太玄，为了阐释“地文”的概念，1月份在香港，在题为《城市再知》的深圳香港建筑双城双年展上，他做了一个《地文，土地的记忆》的展览。他在一个展厅的地面上平放了一块不锈钢钢板,钢板上印刻着自己造过的所有建筑。他把钢板当作地面来考虑，在展览结束的时候，人们踏过它、看过它，这个“地”就创造一个新的记忆,这就是地文。这样的解释不免让人想到中国最早的“天地人和”的哲学，温和而理性。

　　但是作为一个一直在寻找本民族文化自觉、文化尊严的建筑师，他有时理性到冷酷。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整个社会都在为“发展”而付出代价时，他反而感到由衷高兴。后来他公开说：“我们的发展太快，反思太短”。他甚至希望金融危机可以长一些。

　　对于他刚刚做好的朝外SOHO，他毫不讳言某一天这个建筑“终将倒塌”，他又举世贸大楼的例子佐证，他认为以世贸大楼为首的“摩天大楼”象征了西欧文明的“高度”。中国是他寻找文化自觉的重要一站。他曾在《天安门广场的早晨和她美丽的沉默》一文中这样写：“中国对我而言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名称。曾经是地处边缘地区的国家占领了中原，而今成了中国的正统血统。每个历史时期，由外来的文化渗透其中，与之合流形成中国新的文化潮流。然而，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无疑推进了东方大文化圈的发展。可能中国人确实信任普遍性的价值。因为中国的文化本来就是熔炉般的文化，可能其中的本质便是亚洲的价值。现在北京的飞速变化，或许中国其他开发城市的变化也溶解在她深渊而稳重的中原的中心，使得其中心轴更加健康。”这或者也解释了他何以如此重视中国的原因。但同时，他对新北京的建筑表达了不太乐观的忧虑，又提议该办一个专门用来讨论的“现代建筑论坛”。作为一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参与者，他也用自己的建筑做着一些有趣的实验。

　　福建的土楼是他讲到SOHO的设计理念时多次引用的例子。在这个表述中，你很难听出哪哪用了什么高技，切割成什么形状。他的兴趣点显然在土楼这种传统建筑所能形成的“关系”和“生活方式”上。他指着照片说：“土楼是几十户人家聚集在一起，中间有一个社区，形成一个共同体。这儿的人可以吃、可以睡、可以干活。干完活之后这个中间就是空的了，只有我在这里生活过的记忆——这个记忆是形成主要共同体的主要因素。”他希望这个建筑能够承载北京传统的建筑方式。

　　现在在朝外SOHO，你的确会发现它有很好的通达性。一些宛如北京胡同的小巷作为起始点，连接着建筑本身和建筑外的城市，小巷在内部通向一个空旷的广场，建筑本身的尺度和所形成的空间令人放松不少。他觉得这个建筑不是占领城市的中间，而应该变成城市的一部分，内部的结构也该如同一个小城市。

　　也许在一个消费化的时代，类似“新盖的房子就应该是新的，但是我们的城市有很多房子是用旧的精神盖起来的”的话语也容易被消费掉，但是，这是一个韩国建筑师在用他的建筑提醒我们，中国建筑、或说是东方建筑，曾经承载了一种多么美丽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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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思维的符号——邂逅20世纪的不朽建筑》[韩]承孝相著徐锋译傅滔韩桂花译校一石文化策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一直把美丽、真实、善良的建筑比作你的建筑背景。从2000年开始，你参与到北京的建设中来，在它们中间，你看到建筑传统的东方模式，也参与设计新建筑，哪些建筑你会继续写下来，把它们当作你的建筑背景？

　　承孝相：中国古代的建筑大部分是那样(符合地文特点)，对于那些不好的建筑，时间是一个很好的因素，每个建筑都会经受时间的考验。古代建筑的真善美我们到现在还可以体验，特别是北京的胡同。但就目前北京的情况而言，我自己觉得不太乐观。在北京城市结构上，建筑只是一个点，而且是分散的。这种城市结构并非我们想像中那么乐观地形成，它有很强的生命力，即便其中一点看起来很怪，也不至于给城市造成太大的改变。而且建筑分散太广，只要天安门广场的“空”还在，城市结构不会有太大变化。

　　经济观察报：北京目前已经是一个国际建筑师试验场，这和韩国某一时期非常相像。库哈斯建造的中央电视台恐怕是这种实验性和时代性的最佳体现，你怎么看这个建筑？

　　承孝相：库哈斯非常快地掌握了北京目前的情况，也就是北京需要一个标志建筑。他非常知道怎么做标志性建筑，在这个建筑中，你可以看到建筑的功能并不充实，但它的形式非常印证时代要求。但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反建筑”，在今后它对城市有多大的帮助还有待考验。但是它的确造成了一种争议的话题，有争议的分量。但是如果几十年后它仍然仅仅只作为一个争议的议题，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我觉得它是“反建筑”的。库哈斯知道我这么说他的建筑一定会很高兴，实际上他也想到这一点。他不是一个艺术型的建筑师，是知识分子型的建筑师，但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型的建筑师都是好的。可以说，我们俩是一个系统的。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天安门广场的“空”将对北京这个城市形态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但是目前它的边上已经可以看到完工的、尺度巨大的国家大剧院。

　　承孝相：五环之外看这样的建筑没问题，但是现在的场所并不需要这样的建筑，那儿的痕迹(地文历史)现在已经完全被覆盖消失了。我觉得它不是建筑，是艺术。

　　经济观察报：朱培曾经提出过“看不见的建筑”，这是否和你的“地文”理论一脉相承？

　　承孝相：是比较相似的想法，建筑本身其实只是做了一个空间，而空间之外的很多东西，你是看不见的。

　　经济观察报：4·3集团是一个怎样的团体？

　　承孝相：是一个有14位建筑师组成的小团体。团体里的建筑师都很年轻，30～40岁。当时的韩国建筑界，以校友会或同乡会的形式开展讨论的多。我们所见的都是前辈或者晚辈，彼此之间不能形成对我们关心的建筑的讨论。为了敞开心扉谈论建筑，我们形成了这个组织。但是在成立之后两年，14个人都发现互相的不同点，所以就解散了。

　　经济观察报：4·3集团解散之后，你如何去“讨论”建筑？

　　承孝相：我在大学讲课、看书、旅行、看电影。有一点很重要，对自己做过的建筑要经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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