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前，国有纺织工业一直是中国财政和外汇的聚宝盆。

　　提起郑州棉纺业，不能不提穆藕初。他是1920年代中国四大“棉纱大王”之一，1920年之前，穆藕初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德大纱厂、厚生纱厂等，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后来他来到郑州，看到这里“地当中枢，陕西、山西两省所产棉花之由彼东下者，为数甚巨；且其地介于京汉、陇海两路线之间，东西南北四路畅运，交通便利，销场甚广……”穆藕初不由得动了心：如果能在这里创办纱厂，不但能就近采购原料，供应广阔的内地市场，且郑州、上海两地工厂联为一气，原料、金融互相调剂，岂不是相得益彰？　

　　1919年，穆藕初联合几家沪商，集资200多万两白银，成立了郑州豫丰纱厂股份有限公司。因穆氏是发起人，股金最多，故被股东推为董事长兼总经理。1920年，位于郑县豆腐寨(即现在的郑州市布厂街)的豫丰纱厂建成投产，这是30年后一跃成为新中国六大纺织基地之一的郑州市第一家近代纺织厂。全厂有职工4170人。　但郑州的真正工业复兴则应是肇始于195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纺织奇迹。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在讨论纺织工业的发展问题时，他同意纺织工业部汇报中提出的分析，并且认为计划方案中提出的纺织工业发展还可以再大一些。他说：“不是180万锭，也不是250万锭，而是300万锭。”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确定在京广线沿线及以西靠近产棉区的北京、西安、郑州、石家庄4个地方同时发展纺织工业。这4个城市，加上原有的邯郸、咸阳两地，后来被称为“全国六大纺织基地”。

　　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各地都在热火朝天搞建设。郑州市西郊的1万亩荒地上，国家投资1.76亿元，以一年一个厂的速度，一口气建成了5家国营全能大型棉纺织厂，这个“纺织城”的面积比当时的郑州市区还大。它的南边，国家投资铺设了陇海铁路专用线，把五大棉纺厂与全国各地联结起来，原料源源不断地运来，产品输送天南海北。　

　　然而，1953年的郑州，除了在废墟上复工的“豫丰纱厂”，以及两家外地老板投资的小纱厂之外，纺织业可以说毫无基础，跟一张白纸差不多，但这难不倒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一声令下，从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地调来了1万多名技术工人、管理干部，还从云南等省份招来了失业工人。国家又投入巨资，在郑州纺织城一口气建起了4所纺织院校，建起了与棉纺企业相配套的大型印染厂、纺织机械厂、纺织器材厂；主要为纺织工业配套和服务的机构、设施，如河南省纺织管理局医院(现在的郑州第四人民医院)、河南省工人文化宫等，也在纺织区南边陆续建成。当时的郑州号称拥有10万纺织大军，1959年，工业总产值达到4.5亿元，比建国时的1949年增长460倍，成为全国重要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

　　西郊第一座棉纺厂建成后，因其规模大于已收归国营的豫丰纱厂，政府便将其命名为“郑州市国棉一厂”，将豫丰纱厂改名为“郑州市国棉二厂”，以后陆续在西郊建成的棉纺厂，建成一家，命名一家，依次为郑棉三、四、五、六厂。

　　因为是计划经济时期，为了省事儿，郑州与北京、西安、石家庄同时建起的棉纺厂，用的都是同一张图纸。每建成一家棉纺厂，这些厂的新工人都要到郑棉二厂培训、实习。培训完一批走一批，工人们都把二棉戏称作“母鸡厂”。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郑州棉纺行业的生产就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1976年，许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亏损严重。全系统仅完成工业总产值37003万元，实现利润1560万元，分别比1966年降低35.1%和87.4%.

　　计划经济时期是物资短缺经济，从1954年9月开始，上至党中央主席，下至纺织厂工人，都得凭布票买布。这期间，郑州的几家大棉纺厂赫赫有名。那时候，海南岛的军长都住在豫纺大厦，等着纺织厅长批给他几包棉布，好回去做军服。应该说，在当时，郑州棉纺业为全国人民的穿衣盖被作出了贡献，它是适应那个时代的产物，也较好地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的使命。

　　1980年代，奶酪不知不觉间被拿走了。

　　1980年代，国家扩大了企业自主权，逐步提高了企业自销比例。1983年12月，持续了近30年之久的凭布证买布的制度宣告终结，产品市场放开了，但政府对民营纺织企业的设立限制还很严，对整个纺织行业的规模控制也较紧，因此，老牌国有棉纺企业得以焕发朝气，争奇斗艳，无处不飞花。　郑州棉纺织行业经济效益最好的是1981年，这一年它的工业总产值达到7.1亿元，利润12302.7万元，税金9463万元。那时的几大棉纺厂一带，是郑州市最繁华的地方。有人说郑州市政府建在西郊，就是为了方便对棉纺企业的管理。因为当时郑州市没什么大企业，主要就靠6家棉纺厂创造效益。

　　1980年代初，天然气引入郑州，首先保证供应几大棉纺厂及其家属区。1990年代，第一批享受到集中供暖的还是棉纺企业的职工家属楼。

　　棉纺企业的职工工资，普遍高于郑州其他企事业单位，甚至比国家干部都高。很多转业军人，也要求分到纺织厂，因为每个月能多拿3块钱。郑棉四厂的厂长赵雅颂，每开职工大会，经常爱讲的两句话，一句是：“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咱不说‘黄金万两’吧，反正机器一转就是钱！”另一句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意思是产品甭管孬好，生产出来都不愁卖。棉纺厂需用女工多，而当时社会上就业机会不多，郑州六大棉纺厂红红火火，名气很大。

　　但在这辉煌的背后，改变在悄悄来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从1978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过渡。

　　吊诡的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期，即1980年代，郑州棉纺业没有立即衰弱下去，反而还是郑州市纺织工业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1979年至1990年，它完成的工业生产总值比前30年的总和还要多。它带给地方政府、棉纺企业一个假象，就是奶酪仍然在这里，总是会在这里，一切都没改变，我们也用不着改变。　计划经济造成了企业的行动惰性，总是完全被动地等着情况自己发生好转。他们不愿承认，郑州棉纺企业再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美好时代了。

　　1990年，由于市场疲软，原材料紧缺，纺织品价格不到位(从这时起，对于任何一次外部危机，郑州国有棉纺业都缺乏抵抗能力)，郑州棉纺织行业7、8月份出现大面积停产、半停产。这一年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17家预算内国营企业实现利润8448万元，比1989年下降45.37%.

　　1995年至1997年，郑州棉纺行业3年连续亏损达1.6亿元，亏损面达97%，陷入空前困境。从此，郑州棉纺企业营业状况逐步衰落。偌大实业一蹶不振。　进入2000年代后，郑州棉纺企业已经溃不成军。原来的优势，或已不复存在，或者变成了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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