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县铁路上的芝加哥

　　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传奇，芝加哥有，郑县也有。

　　一个“怪物”尖叫着，沿着两道铁轨的尽头奔驰而来，头顶上一溜烟雾喷向天空。不一会儿，响声震耳欲聋，大地不住地颤动，郑县站台上，留着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惊愕得张大了嘴巴，瞬间化为一片“木桩”。这是1904年春天，火车轮子第一次亲吻郑县大地。以前只见过马车、牛车的郑县百姓纷纷扶老携幼，涌出古城西门，走过麦地、坟场和沟壑，来到古城西南郊外的火车站，“争睹燃汽之火车，皆惊叹，谓之庞然大物也”。

　　隔着沧海桑田的100年，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当第一列火车驶来时，郑县人的内心受到了什么样的震动。上个世纪初，郑县不过是生活在省会开封身影下的一个普通县城，他们谈论火车有些年头了，六七年来，铁路从汉口渐次铺向郑县，必定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重要话题，当想象和期待数年之后，火车骤然间轰隆隆开到家门口的时候，这必定是郑县轰动一时的大事。郑县的崛起和开封的一蹶不振，也许是近现代中原城市格局最为显眼的变化，一条铁路改变了郑县的历史。

　　京汉铁路当初为什么放弃了河南的省城，而选择了一座百里外的县城？有人想当然地认为，郑州肯定是处在北京到武汉的直线上。但现实是：处在北京到武汉直线上的，是开封而不是郑州！

　　张之洞，一个小个子大胡子、“遇事敢为大言”的河北南皮人，被孙中山誉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是他改变了郑州和开封这两座城市百年的命运。

　　1864年，一位英国铁路工程师来到中国四处游说，建议清政府以汉口为中心修筑四条铁路：东到上海，南达广州，西经四川、云南通印度，北经河南到北京。也就是以汉口为枢纽，建立中国的大十字铁路干线。可惜这位工程师来得太早了点，那时清政府还没有接受铁路，根本不可能考虑如此庞大的设想。

　　此后，李鸿章、左宗棠、康有为、曾纪泽、薛福成、马建忠、刘铭传等人先后提出自己的设想。1878年，薛福成在《创开中国铁路议》中提出，应该以北京为中心修筑三条干线：向西到太原，向南通开封，向东南达清江浦(今江苏淮安)。然后由清江浦向南连接苏、皖、赣，以至浙、闽、广。刘铭传在他那篇著名的奏章中，则认为中国的“要路”应以北京为中心修筑：向南两条，一经山东到清江浦，一经河南到汉口；向北一条通盛京，向西一条连接甘肃。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清江浦这个名字了，但在火车时代来临之前，这个地方可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清江浦坐落在南北交通主干线——京杭运河与淮河的交汇处。淮河以南是水乡，运河水深岸阔，而淮河以北的运河则水浅河窄，一般只行漕船。旅客商贩们，北上的要坐船到清江换马车起旱，南下也要到清江改走水路，因此明清时的清江是“南船北马”、“北辕南楫”的交会之所，是全国最大的水陆码头，有“九省通衢”之称。同时这里也是漕运中心，明清时的漕运总督均驻于此，是漕运的总站，南方各省的漕船都要在此投文盘验，这里又有“七省咽喉”之称。

　　由于地理位置如此重要，清江至北京的线路设想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主张的人多，反对的人也非常多。反对者认为，清江一向不是通商口岸，铁路一开，这里会比上海、天津还热闹，洋人必定来此建房经商盖教堂，这样一个水陆要冲、南北咽喉就会被洋人所占据。而有了铁路，清江与北京间的千里之遥，变得近如咫尺，这铁路很可能被列强利用，“恐转便敌人来犯之途”，有“引敌”“资敌”之嫌疑。

　　面对激烈的争论，清政府于1889年2月下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发表意见，结果多数督抚反对，少数态度不明。而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上书主张修筑芦汉铁路，他的一道奏折使争论尘埃落定。张之洞的高明在于经济与军事并重。他首先从清王朝巨大的贸易逆差说起，认为每年2000万两的逆差是个大问题，如果听之任之，“以后万不可支”，只有在中国腹地修建铁路，使“机器可入，笨货可出”，山乡边郡之产大量出口，从而消解对外贸易中的巨大逆差。

　　他提出应该首先修建从芦沟桥经河南到汉口的铁路，认为“豫、鄂居天下之腹，中原绾毂，胥出其涂”，有了这条路，则可经井陉修支线到山西，经洛阳修支线沟通陕西、甘肃，还可“东引淮、吴，南通湘、蜀”。这样就可“经营全局”，既便于国防，又“内处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

　　在这道“撬动”历史铁轨的重要奏折中，张之洞甚至设计了芦汉铁路的具体线路：从保定、正定、磁州南下，经“彰(今安阳)、卫(今新乡)、怀(今焦作)等府”，在荥泽口以上，“择黄河上游滩窄岸坚经流不改之处，作桥以渡河”。过黄河后，则“由郑(今郑州)、许(今许昌)、信阳驿路以抵汉口”。

　　从张之洞设计的具体线路看，他把黄河桥看作修筑芦汉铁路最紧要的环节，整个设计思路都以此展开，大约在当时的技术和资金条件下，他不得不做这样的考虑。而这样以来，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就被他轻轻放过了。开封一带的黄河，是著名的悬河，被称为黄河的“豆腐腰”，如果选择从开封建桥，则不但建桥投资大，建成后的风险也非常大。

　　从这道奏折看，张之洞对黄河相当了解，荥泽口是当时著名的黄河渡口，位于郑州人说的“邙山头”附近。黄河在孟津县会盟镇流出峡谷之后，南岸有黄土堆积的邙山相随相伴，孟津以下，洛阳、偃师、巩义、荥阳，都有土质坚硬的邙山作为河道的天然屏障，直到郑州郊区距花园口不远的地方，邙山才戛然而止，这里就是俗称的“邙山头”，从这儿向东，是黄河南岸大堤的起始点。张之洞所说的“滩窄岸坚经流不改之处”，指的就是邙山头，正是有了邙山头，张之洞设计的芦汉铁路线路才拐了一个弯儿从郑州经过。可以说，正是邙山头的存在，才让历史眷顾郑州，成就了古老商都20世纪的重兴之路。

　　虽然芦汉铁路10年后才得以开工兴建，但由比利时工程师勘测的铁路路线和黄河桥位置，基本上都是张之洞奏章中设想的。唯一的不同大概是，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将这条铁路从芦沟桥延伸至北京正阳门，芦汉铁路由此改称京汉铁路。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张之洞另一个设想--修筑经洛阳沟通陕西、甘肃铁路，也得以初步实施，汴洛铁路开始兴建并延展为陇海铁路。坐落在洛阳与开封中间的郑州，自然成为两大干线交会的铁路枢纽，成为中国铁路的“心脏”，郑州由此勃兴。　1913年代，郑县自行开放为商埠。但县城的区域很小，按照旧时行政区域图示的划分，包括城厢区、宣平区、人和区、定安区、长乐区和永康区。不过根据《河南通志卷三》显示，当时的郑州城内外，已经是“绿树参差、民房鳞次栉比”的情形了，“西门外尤其人家密集之地，1916年警察厅户籍调查户数500，人口3300。”、“城内通东西门之街，尤其繁华”。

　　当时的行政长官曾经展望：“郑县据陇海和京汉两条铁路交汇点，倘若陇海有延伸至皋兰之日，即郑县为西北各省货物出入总汇之时。”

　　史料没有纪录这句话是谁说的，但是负责手写抄录这些档案的人，还在档案中饶有兴致的预言：他日济顺路成则北有邢台之中心，瓜信路成则南有信阳之中心，高徐路成则东有徐州之中心，三中心之于郑州恰如半径与圆心，皆有辅助郑县吐纳之形势，盖郑州他日必将成为全国一大中心市场无疑。“

　　今天来看，这是在郑州还小的时候，当政者对它的成长做出的一个很大气的预测和规划。

　　郑县铁路上的芝加哥

　　在他还是一个小县城时，一条铁路改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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