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仍然是法治社会吗？我们还会坚持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原则、抑制保护主义的蔓延吗？美国运行欠佳的小学和中学体系是否会有很大改善？全球变暖的后果是否已经放缓，以至于到了2030年不会对美国经济活动构成严重影响？最后，美国是不是已经避开了恐怖分子的袭击？

　　能够洞悉未来的说法总是让人目眩神迷。古希腊的将军们拜谒特尔斐的先知，以求能够得到启示，指引军队勇闯征途。占卜行当至今兴盛不衰。当代的华尔街雇用了大量绝顶聪明的人，解读市场表现的内在机理对未来的股价的影响。我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未来？政策制定者们很幸运，因为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尤其是当我们接受了温斯顿·丘吉尔那句富有洞察力的话：“你向后看得越远，那么向前看得也越远。”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对未来经济状况，比如2030年的美国经济，做一番合理的预测呢？很难，除非我们首先确定一些假设条件成立。作为预测的开始，我需要设定下列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2030年仍然是法治社会吗？我们还会坚持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原则、抑制保护主义的蔓延吗？(保护主义，我指的不仅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壁垒，还包括政府在国内市场限制竞争的行政行为。)美国运行欠佳的小学和中学体系是否会有很大改善？全球变暖的后果是否已经放缓，以至于到了2030年不会对美国经济活动构成严重影响？最后，美国是不是已经避开了恐怖分子的袭击？更不用说这样的可能性：足以让任何预测失效的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或者瘟疫。

　　但这一长串的限定，并不会过分地让我们对未来的预测束手束脚。毕竟，这么一长串问题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而以我个人的经验，对美国经济长期预测的成绩单还相当令人印象深刻。那么就我们随机选取的2030年而论，总体的经济水平最可能是什么样子？

　　考虑到我们的一系列假设以及经济的历史纪录，很难想象民间的劳动力就业率会跳出90%-96%这个狭窄的范围(也就是说失业率在4%-10%之间)。美国50年来的平均水平是高于94%，在非经济萧条年份(假设2030年就是这样的一年)接近95%。综合考虑2030年的劳动力参与率、人口情况、接近5%的失业率、以及一个稳定的工作周产出，那么到2030年，美国每小时产出的年增长率将是0.5%。

　　如果我们翻看小时产出的原始经济数据，一个非常稳定的增长模式出现了。这可以一直追溯到1870年，非农产业每小时产出年均增长接近2.2%。即便不作景气循环调整，每小时产出的年增长率也交叠连续15年一直保持在1%-3%之间。我们的历史经验强烈向我们预示，只要美国保持科技的领先优势，生产力年增长率会长期保持在0—3%之间。

　　但为什么不能再高点呢——比如说每年4%或者更高？毕竟，在大量发展中国家，他们每小时产出的年增长率已大大超过了2%。但是那些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借用”发达国家研制的成熟技术，他们本身并没有为研制尖端技术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美国2005年的生产力较之1955年高出2.8倍。那是因为与半个世纪前相比，2005年的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的运行有了更多了解。每年，数百万的创新项目都被用于对生产力的全面改善。这个过程尤其随着二战后人们发现硅半导体的电属性而变得特别明显。那么为什么生产力增长速度没有变得更快？为什么我们在2005年知道的，不能在1980年前被发现，然后籍此将1955年-1980年的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翻倍？简单的答案是，人类不够聪明。历史告诉我们，从长期来看，一个靠尖端科技推动的经济体的生产力的增长，不会突破每年3%的“天花板”。运用新点子需要时间，在那些想法能够转化成生产力之前，通常要花上数十年。

　　这把我们带到了基本点。从现在到2030年，加上此前我们预计的2005-2030年每小时产出0.5%的年增长率，一个接近2%的每小时GDP年增长率则意味着真实GDP年均增长约接近2.5%。而得益于劳动力供给的快速增长，过去25年的年均GDP增长则为3.1%。

　　对2030年真实的GDP做一个可信的预测，只是一个开始。它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在未来25年让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或我们生活质量提高的本质动力。因为这些强烈的发展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过程的主要方面的完成所带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与全球化相伴随的大量经济迁徙——全世界30亿劳动人口中，一半会突破中央计划经济的围墙，部分或全部地投入到竞争的世界市场经济，这个划时代的变化将会完成，或者说是尽最大的可能完成。在过去的10年中，工人向竞争市场的持续加速流动已经成为一股有力的抑制通货膨胀力量。这种加速流动几乎一致地在全球范围内抑制了工资增长，控制了通货膨胀。除了委内瑞拉、阿根廷、伊朗和津巴布韦，2006年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集中在0-7%之间。相似的区间还发生在长期利率上。如此全球性的价格和利率被压制，在我的经历中是非常少见的。

　　向竞争型劳动力市场转移的速度最终会放缓，作为结果，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应该会开始松动。中国的工资增长速度会持续攀升，同时攀升的还有通货膨胀率。最初的信号很可能是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最好的参照物就是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的价格。过去，不断下跌的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已经产生了强大的连锁反应，它们压制了同类美国本土生产商品的价格，并且压低了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工资——还有那些任何生产与中国出口商品形成竞争的商品的工人的工资。因此，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一旦减轻，就会刺激美国新一轮的价格通胀以及工资增长。应该注意的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在2007年春开始，已经出现了首次大规模增长。

　　美联储如何应对通货膨胀幽灵的再次出现，以及预期中世界储蓄率的下降趋势，不仅将对美国2030年的经济状况产生深远影响，也会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伙伴产生深远影响。在1979年之前，美联储对抑制通涨压力上的成绩并不出色。一定程度上，这是拙劣的分析与预测的必然结果，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粹主义政客施加的压力，他们本质上偏向于低利率。在我18年半的任期内，我记不清收到多少来自历任总统和国会议员要求美联储加息的电话。事实上，我相信数字是零。距离最近的1991年8月，参议员保罗·萨班斯对在他看来已经无法忍受的高利率做出反应，试图从他认为是“骨子里鹰派”的美联储银行主席那里取消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投票权。随着1991的经济萧条，美联储减息，这个建议也被束之高阁。

　　我很遗憾地说，美联储的独立不是恒久不变的。FOMC的权力是被《联邦储备法》赋予的，当然也有可能被《联邦储备法》收回。我害怕我在FOMC的继任者们，在未来的25年中为保持价格稳定而付出的努力，会为他们招致来自民粹主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源头不是来自白宫，就是来自国会。在我身为美联储主席的任期里，长期利率尤其是抵押贷款利率一直呈下跌趋势，这让我有幸躲过了民粹派的压力。

　　国会有可能注意到了低通胀带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显著繁荣，并从此怡然情境中学到颇多教益。但我害怕在未来美联储如果通过加息来遏制通胀，会像保罗·沃尔克(格林斯潘的前任)在25年前的做法一样不受欢迎。

　　这把我们带回到全球化。如果我有关现阶段抑制通胀力量的特性的推测接近精确的话，那么通过向大量廉价劳力转移生产来压低工资和产品价格的做法必须终结。2007年春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上涨以及长期真实利率的稳固，预示着抑制通货膨胀压力的减轻，这使得通货膨胀时代有可能迟早会到来。所以，在未来几年中的某个时刻，除非被抑制，通货膨胀将以持续更长时间的面目回归。

　　从1939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在后冷战时代工资-价格反通胀的趋势开始前，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增长了9倍，或相当于每年增长4.5%。这年均4.5%的通货膨胀率所处的半个世纪，是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被废除的年代，并不一定代表未来的常态。然而，它可能是昭示我们未来可能会遇到什么的好镜鉴。

　　谁也不会忽视4%—5%的通货膨胀率——当面对自己的辛苦积攒的积蓄在15年左右之后丧失一半的购买力时，没有人会感到高兴。当然，这样的一个数字在过去并没有成为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至少在2030年前，这样的通胀水平在总体上对退休的婴儿潮一代的影响是温和的。

　　今天财政情况的相对平静掩饰了即将爆发的海啸。当国家大部分高生产能力人口退休并成为联邦政府社保系统受益人的时候，危机就会爆发。随着时间流逝，除非这个问题被解决，否则它会成为消耗大量经济资源、增加通胀压力的因素。

　　因此，如果没有政策上的改变，美国将预期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我知道美联储有能力和毅力去抑制我预见的通胀威胁。但将通胀控制在1%以下的金本位时代水平，或者不那么苛刻的1%-2%的区间，我认为美联储将不得不采取非常消极的货币政策，尽管这会使利率暂时进入两位数区间——自保罗·沃尔克时代以来还未见此光景。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美联储是否被允许运用过去四十年中辛苦学到的货币政策教训。但是美国政治的机能缺失状态使我在短期内无法树立信心。我们反而会看到自1991年以来鲜见的民粹主义和反联储言辞的回归。

　　我害怕的是，当华盛顿在努力兑现已成为当代美国特征的社会契约中的固有承诺时，2030年的CPI通胀率将会是4%左右或者更高。

　　“更高”意味着反映因婴儿潮一代社保基金不足而导致的任何通胀效应后果。最终，我想会有一个积极的财政结果。但我认为，要让政策重拾理智，在我们采取坚定行动之前，需先趟过经济和政治的雷区。我记得丘吉尔对美国人的评价：“当他们穷尽了所有其他可能性后，在选择做正确的事情上，美国人永远是靠得住的。”这个越过雷区的路途是我预测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来源，并可能在更高的利率和更严重的通胀中得到体现。

　　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惊人活力已经充分得到了证明，但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则是一个愈来愈流行的定见：它的分配有失公平，愈发向熟练技工倾斜。随着新技术的更新换代，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机制对更强大技能的需求更强烈。考虑到现今人类的原生智慧较之古希腊可能没什么增加，我们的进步有赖于对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巨大人类知识遗产进行填补。运作失当的美国小学和中学教育系统，没有使我们的学生为应对技术工人的稀缺以及普通工人的过度供给做好充分准备，这两个群体的收入差距因而不断拉大。除非美国的教育体系能以与技术更新相匹配的速度提高技术教学的水平，技术工人将迎来更多的薪资增长，这将导致更令人不安的收入过分集中。教育改革需要历时多年，我们现在就需要正视不断拉大的收入不均问题。对富人增加税收这样的看似简单的补救办法，很可能被证明对经济增长有反作用。但通过向大量技术移民敞开国门，我们既可以提升整个劳动力队伍的技术水平，也为现有的高收入雇员阶层引入新的竞争因子，以此来控制他们的工资水平。美国对资本主义实践的热衷，将很有可能依赖这些看上去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

　　人类在面对逆境时所体现出的坚忍不拔和积极进取绝不是偶然的。适应环境是我们的天性，正是这让我对我们的未来深感乐观。从能获特尔斐神谕的先知到今天的华尔街未来主义者们，都在试图驾驭这个由人类本性引导的长期乐观趋势。启蒙运动崇尚个体权利和经济自由的传统，激发了数十亿人追求他们本性中最需要的东西——为他们和家人的更好生活而努力工作。然而，进步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人们去努力适应一个尽管会超出我们想象的未来。但我们天生所要追求的希望，其边界将永不封闭。

　　・只要美国保持科技的领先优势，生产力年增长率会长期保持在0-3%之间

　　・劳动力向竞争型市场转移的速度最终会放缓，作为结果，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应该会开始松动

　　・美联储有能力和毅力去抑制我预见的通胀威胁

　　・如果通过加息来遏制通胀，会像25年前的做法一样不受欢迎

　　・通过向大量廉价劳力转移生产来压低工资和产品价格的做法必须终结

　　・适应环境是我们的天性，正是这让我对我们的未来深感乐观

　　(此文节选自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自传《动荡年代:新世界中的探险》(“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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