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121号”文件的一纸令下，令京沪发展商措手不及，8月31日，新华社发布“18号”内容后，京沪发展商却惊喜不已。只有深圳前后波澜不惊。

　　从北京到上海，到香港，再回北京，曾经呼风唤雨的周正毅突然立案，使京沪的天空弥漫着一股杀鸡骇猴的气氛，对于某些与周履出一撤的地产弄潮儿来说，无疑如履薄冰。而周在资本市场玩耍的手段，操作规程是任志强、潘石屹们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不管是从他们私交的角度，还是站在地产职业人士的位置，任与潘们在感情上都难以接受这个在上海地产界翻手为云的人物的下场。但这种残酷的现实他们无法回避，虽然他们比常人更懂得如此操作的严重后果。因此周正毅的“翻船”对他们有前车之鉴的意义，他们不希望人们将其名字与周相提并论。从近几个月京、沪、深、港的媒体的报道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121号”出台之后，京沪地产界许多“风云人物”油然而生的兔死狐悲的景象，和同病相怜的悲凉。而“18号”则仿佛带给他们明媚的春天。

　　任志强的高调是一如既往的。他以非常激愤的语言评价“121”这个严肃的条令。任志强预言：“121号”的出台意味着“中国房地产的冬天”来了的论调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开来。而其他地区的一些发展商，如广、深等地的发展商则惜墨如金、对内守口如瓶，对外刻意表现出高贵的沉默，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严密地观察事态的发展。深圳的招商、华侨城、中海保持着难能可贵的缄默；振业、城建等资深国企泰然处之，一如平常的底调。

　　勿庸置疑，“121号”确实深刻的影响到京沪发展商了，而且立竿见影！据北京青年报说，潘石屹的读完“121号”的第一反应是立即自查公司帐目。总之，对未东窗事发者，“121号”已经打草惊蛇了，显然他们当务之急是“亡羊补牢”。这或许也体现了“121号”杀一儆百的实际价值。

　　其实，没有人比“资金”更了解“房地产”运作的内幕。

　　京沪发展商见“121号”的震惊的原因，在于京沪发展商比深圳发展商更善于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京沪发展商的营运路线基本上是先完成“概念”和“资本”，然后再做“房地产”。京沪的地产项目只是京沪发展商游戏资本市场的一注筹码。潘石屹是站在“SOHO”这个“概念”的肩膀上，做到“资本”后打造出“现代城”的，然后用从“现代城”取得的资金再营造“长城公社”的概念，如此往复。京沪“概念”的成活率高的原因在于深厚的“京派”和“海派”文化的底蕴。

　　而深圳发展商的发展之道却与之恰恰相反。深圳是先有“房地产”，然后在拥有“概念”和“资本”。深圳的地产项目是发展商一步一步扩张的基础，一级一级攀升的台阶。这是深圳与京沪地产重大的差异之一。深圳的文化功底也无法与京沪相提并论的，这决定了深圳难以克隆京沪取得“资本”的模式。如深圳华侨城地产，它是依托华侨成熟的旅游基础操作“波托菲诺”的。不是先制造“旅游地产”的概念再盖楼，而是“翡翠裙”操作成功之后，再将“旅游地产”的概念升级到更高层次的“波托菲诺”版本。

　　这两个法规在京沪及其它地区反响很大，而深圳表现的相当平和。王石8月3日在大连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只表示“中国房地产的冬天”也不过是危言耸听。这种“资本”与“房地产”的顺逆关系可能是导致深圳与京沪表现截然相反原因之一。北京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上海龙头老大的地位使京沪对中央政策有神经质般的敏感，而深圳地处祖国边陲，多年来受“自由”香港文化影响根深蒂固，长时间侵润在远离“计划”的市场环境中，因此对带有“计划”色彩的宏观调控指令反映迟钝。还有一种针对深圳的说法是勇者无畏，或者是无知者无畏。

　　甚至在2003年届博鳌房地产论坛主题为“金融紧缩下的中国房地产”的博鳌论坛上，深圳地产唯一与会的金地的凌克在发言中谈的主要是“融资渠道”问题，股权性融资、债券性融资、信托基金和投资基金等。而凌谈这话的前提是金地在深圳的项目已接近尾声的时候。可以推论，如果凌融到资金，很可能会投放在深圳以外的地区。从融到资金后可能投放的地区来看，凌的发言的内容代表的仿佛不是深圳地产商。

　　由此看来，深圳是以缺席者的姿势面对“121号”(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凌克出席此次会议很大程度上是为北京的项目寻找资金的支撑)的。深圳是对此不屑一顾还是另有隐情？但深圳在博鳌论坛摆出的这种姿势，是不太符合深圳敢为人先的性格的，尤其是近几年在中国论坛上非常活跃的积极分子王石。显然，这种姿态与王石张扬的性格特点严重相悖。当然，也有人推论，这可能是王石在登珠峰前后，在媒体面前把活跃的思想过分透支的缘故。王石最近露脸是8月份接受特区报记者采访，内容也很简单，是为“在重庆召开的中城房网董事长联席会议上说央行限制房贷的新政策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辟辟谣而已。王石说：“我从未说过类似‘央行新政有些自相矛盾’的话！”。

　　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这个角度来看，“121号”出台是国家信贷政策调整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目前，银行信贷资金过多的集中在房地产、钢铁、石油等行业。根据市场规律，观察这种密集的信贷资金流向，我们能找到这些热门行业巨大的利润空间的理由，暴利行业的出现，对其它人们生活必需，但利润单薄的产业将造成重创。当前中国的房地产从业人员看到的是眼前房地产业这块“蛋糕”的利润空间，包括不少地区的银行业也是如此。

　　“121号”与“18号”的制定者是站在全行业的高度来宏观调控各行业信贷资金流动状况的。少数行业过分集中的信贷资金量必然会抑制信贷资金流向其它行业，包括与房地产相关的许多行业。其它行业，尤其是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信贷资金的滞后或短缺也必然会导致其产业的发展缓慢，这种“缓慢”反过来会制约房地产业的正常发展。这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从平衡这两种力的角度出发，“121号”起到了协调房地产与其它行业之间的关系的作用，及时地缓解房地产业与其它相关产业信贷资金之间的矛盾。

　　究其京沪部分发展商“口诛笔伐、谈虎色变”“121号”的根本原因，我以为，必然是该法规触犯了某些人或集团的利益。《政治经济学》曾经告诉我们：政府的决策永远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一小撮人的利益。政府制定该法律，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21号”出台在房地产界造成的反响说明，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中，某些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已经发生冲突。紧接着而来的“18号”只不过是调解两个利益矛盾的润滑剂而已。

　　深圳对中央法律表现的“平静”，除了以上分析的原因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深圳比上海和北京更懂得法律的真正目的。它不是用来束缚我们行为的，而是规范市场秩序，保护市场游戏规则正常运转，维护每一个利益集团公平的竞争的。只有不法奸商才会畏惧严厉的法制。深圳坚定地相信，法律法规制裁的永远是违规的人，对于遵纪守法守法者，法规越完善，法制越健全，他们的工作、生活等将得到更大、更安全的保障。

　　(特别说明：本文针对现象就事论事，所有观点代表个人。文中列举任志强、潘石屹等人名，并不是映射任与潘们存在类似周的问题，仅因为他们的行为和语言在中国地产界具有典范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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