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变化太过剧烈，稍有惰性就会被时代抛弃。

　　三十年变化太过剧烈，稍有惰性就会被时代抛弃，而懂得审时度势、灵活多变的人们才能生存下来，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

　　这是中国商人的特性吗？还是时代使然？

　　一方面这是生存之必需，另一方面灵活之中有原则吗？

　　一

　　我在芜湖的中江桥上等年广久。已是黄昏，数百米外是青弋江与浩荡长江的为了让邻里乡亲另眼相看，他准备给儿子的学校捐一笔奖学金，老师拒绝了交汇处，桥上行人匆匆，旁边架着中央电视台摄制组的机器，年轻的编导很他，理由是，给优秀学生颁发“傻子”奖学金，这不是往学校脸上抹黑吗？每好奇地问我：“你说年大爷真的每天都去洗澡堂吗？”次，他拿这个事当笑话讲给我听，我听不出悲喜。

　　年广久三十年两次入狱，第二次犯的是“流氓罪”，公诉人认定他调戏了十所有采访年广久的记者都很失望，他就会说那点事，颠三倒四，而且不让你个妇女，法庭上，年广久说：数字错了。那么是多少呢？年说，是十二个。那打岔，说乱了，还硬要从头开始，还是那点事。这个人的事业没有做大过，天，他嬉笑着对我说，反正那样了，我索性替他们凑够一打。也没有“多元化”，一直做的是瓜子，全国连锁不成功，他也不很在乎，至少在芜湖的生意一直不错，数十年来，“傻子瓜子”成了芜湖的“土特产”，这个人一生只会写三个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每个到芜湖的人都会买上一点，好比全聚德烤鸭之于北京，龙井茶叶之于杭州，三十年来的中国商品能够“升华”成土特产的还有谁？我想不起来。这在1978年，他不是第一个雇佣工人超过八个的人……当年，这就是“资本是一个生了根的人，和一个生了根的商品。他知道自己在中国改革史上有怎家”的标准了……在南方有一个叫陈志雄的做养殖聘用了数十个人。可是，样的地位，不过，他从来没打算弄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

　　历史却记住了年广久，因为他给自己的产品起了一个很古怪的名字，“傻子瓜子”。盖洛普说过，历史记住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的功绩有多么的伟大，而往我见过他不久，传出他大儿子突然意外地死了，最近的几年里，因为商标权往是因为他的戏剧性。他跟这个儿子的关系一直闹得很僵。再后来，在上海的一个电视节目又见到他，却还是声如洪钟的样子。还每天去洗澡堂吗？我问。每天洗。他说。

　　酒席上，他坐在我的旁边讲话，声如洪钟，竟震得我耳膜有点疼。他前后结婚四次。1987年，五十岁的他同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大学生成亲，他的婚姻成为人们鄙视暴发户的公证，不过他不太在乎。

　　90年代初，鲁冠球将一个不起眼的汽车配件做到了全球规模第一。

　　二

　　每次经过上海徐汇区的港汇广场，我都会内心一颤。我知道在四周林立的高楼中，有一扇窗口的背后站着一个伤心的改革者。

　　为了约到步鑫生，我的一个记者朋友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先是找到他儿子，儿子在电话那头很爽快地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接着又发了几个月的短信，才同意联络一下。接着又说破嘴皮，步鑫生同意接受一次采访。到约定的那天早上7点，电话突然响起，步鑫生爽约，没有理由。

　　改革也是会伤害人的。

　　在1983年前后，步鑫生所“享受”的宣传待遇无出其右，其铺天盖地之势，有人将之与当年对焦裕禄和雷锋的宣传相比。不过三人最大的差别是，对焦、雷两人的学习运动都是在去世之后发动的，所以他们已不会犯错误，而步鑫生则不同。他不过就是浙江海盐县的一个裁缝，当了厂长后，用计件制的办法来考核工人，有不满的，还开除了几个。这在今天，几乎就是办企业的常识，而在当年的集体经济企业就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了。就因此，他成了全国学习的典型，时任党中央的总书记亲自为他写《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炙手可热的时候，连厅局级干部要见一下他都很难，来自全国各地的取经者把通往海盐武原镇的沙石路挤得满满的，他坐在一个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每十五分钟接见一拨人，说同样的话，“要改革，现在，国有企业如猪，要靠人家喂，我们集体企业如鸡，好的时候有人撒一把米给你，没的时候也得自己找食吃，你们乡镇企业如狗，从来就是天生地养……”他的台词是一个叫童宝根的新华社记者替他拟好的，那个人后来跟我坐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当了很多年的同事。

　　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在地方政府的催促下，他上马了自己不熟悉的西装生产线，做出来的西装没有人肯买，钱就砸进去了。企业出了危机，站在背后的官员们却风一吹地都不见了。接着，全国的报纸又以同样猛烈的版面批评声讨“步鑫生现象”。我的新华社同事对我说，当时的情景就是，步鑫生被抬得很高很高很高，然后，大家一起把手放掉。

　　改革是可以曲折前行的，是可以错了从头再来的，企业家却不行，这个道理很多人不知道。步鑫生躲起来，不肯见人，沧海一瞬，就二十年。

　　三

　　我见到过王石被人羞辱的那一刻。

　　2003年7月，中城房网的一次论坛。一个叫孙宏斌的年轻企业家发言，他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我们的中长期战略是要做全国第一。”然后，他微微顿了一下，侧脸看了看坐在一旁神情阴晴难辨的王石，悠悠地说：“也就是要超过在座诸位，包括王总。”当时的景象是全场鸦雀无声。王石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应声反驳道：“你不可能这么快超过万科，是不是要注意控制风险？”他的反应在孙宏斌的预料之中，他好像一个做了恶作剧而得逞的坏孩子，带着一脸诡笑地回应说：“王总，我们可能超不过，但是你总得让我们有个理想吧。”第二天，这个细节上了全国所有财经报纸的版面。

　　办企业之初，王石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差。我问他，听说你从前脾气暴躁，某次开会，曾直接把杯子扔到了一个部下的脸上。他笑说，倒是没有扔到脸上，是被我一下子拍碎了。那么，后来怎么有了好脾气？答：后来喜欢上了爬山，到山顶要拍照，只有自己一个人，只好摆个姿势，自己给自己照。回来洗出来一看，怎么那么严肃的一张脸？从此，知道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子了。“人在什么地方看清自己？”我后来用这个标题写过专栏。

　　一年多后，孙宏斌的公司天津顺驰真的把销售额做到了全国第一，又过了一年，宏观调控，呼啸狂奔的顺驰瞬间窒息。也就在那年秋天，万科在杭州开半年度的高管会议，他请我去讲一下企业成败的规律。那时，万科是仅有的几家没有被银根紧缩影响到的地产公司，相反，因为孙宏斌们的冒进，他还乘机吃进了很多便宜的土地，公司上下正是意气风发，很多人想要替他出一口当年被人羞辱的那口气。我讲完后，他说，从此万科不要再评论顺驰，他还说，我们要避免被刚才演讲的那个人写进《大败局》。

　　也是在那次见面，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我一时语塞。我想一个人的进步，总是在不停顿的煎熬与拷问中完成的，无论是文人，思想家，还是政客，抑或企业家，到最后都会问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比如，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从此要去向哪里。王石提那个问题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只能望他的背影了。

　　四

　　第一次见到鲁冠球是1990年，我大学刚毕业，服务于一家通讯社。那时他已是第一个上美国《新闻周刊》的中国企业家，名满天下。

　　我第一次采访著名商界人士，简直不知从哪问起，胡乱海聊中，他突然对秘书说，给我一张纸，我要把吴记者说的那句话记下来。一个企业家的腰可以有多柔软呢？

　　鲁冠球的企业叫万向集团，脱胎于他的起家产品万向节，那是汽车配件中十分不起眼的一个小配件，他将之做到全球规模第一，而财富也因此常年风雨不惊地排在各类富豪榜的前五位，大财富往往都藏在小商品里，卖小物什的萨姆。沃尔顿和鲁冠球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我去过鲁的家，在楼梯拐弯处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辆轿车。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这辈子他的理想就是造汽车。十八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造出汽车，这说来有点让人泄气。2000年前后，全国五十多家私人公司宣告要造汽车，他却沉着气，浙江一个叫李书福的人宣布以五亿元进军汽车业，一下子抢走了鲁的风头。我去问他，他老实地说，如果造汽车，我需要一百亿元。一个企业家的气可以忍多长呢？

　　鲁冠球的万向节厂在杭州城外的一个叫宁围的小镇，从他的窗口望出去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很多年后，我还记得他与我一起站在窗口看风景的情景，他用一口浓重的萧山口音说：“我就是不进城，我要在这里造一个工业城。”十多年后，鲁冠球的梦想已经很接近了，他还在那座被翻修了多次的楼里办公，从他的窗口望出去满目厂房，再也看不到一块绿色的田野。他的工厂已经办到了大洋的彼岸，当年被他奉为上宾的美国商人现在已成了他的属下。我不知道今天的鲁冠球站在那个窗口前时会想些什么，他是在期盼一个更大的厂房，还是开始怀念那片永远消失了的田野。一个企业家的梦可以有多大呢？

　　五

　　我见到过牟其中噙泪动情的时刻，那时他说起“国歌”和那代人的使命，这个在二十多岁就写了《中国往何处去》的理想主义豪客，现在还被关在武汉的监狱里。我见到过爱多的胡志标在梅地亚中心当“标王”的时刻，二十九岁的他披着一件西装走进会场，所有的人都轰然站起，后来他进了监狱，出来的时候辗转托我求见一个企业家，那人说，不见也罢了。我见到过被赶出新浪时的王志东，他说我必须马上爬起来，否则不摔死也会被踩死。

　　在接触了超过一千个企业家之后，我开始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当今中国企业家所形成了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气质，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

　　企业家是一个“非人的职业”。一场伟大的爱情并不需要一个美满的结局为注脚，有时候甚至还相反。一位绝世的武士可能死于一场宵小之辈的阴谋，但并不妨碍他英名永存。即便是一位诗人和小说家，只要他们一生的某个时刻创作出一首或一部伟大的著作，他便可以站在那里永久地受人敬仰。

　　可是当一位企业家却好像没有这样的幸运。企业家之成功，之被人记取和传颂，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所一手缔造的企业仍然在创造奇迹。企业家总是需要有一些看得见、可以被量化的物质和数据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些物质和数据还必须每年保持一定的增长，甚至，增长的速度应该比自己的同行要快，否则，他就很难被视为成功。

　　正是这种特征，构成了企业家的职业性格：注重利益而不计后果，得理处决不轻易饶人，勇于倾家一搏而不肯稍留后路。特别是在中国，草根起家的企业家们从来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成长的机会，对激情和狂飙的痴迷让中国在短短二十年内迅速崛起，而同样也纵容出一代不知节度的财富群体。“破釜沉舟”，“卧薪尝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隐含在这些成语中的血腥与决然构成了这代人共同的生命基因。

　　然而，这些基因在很多时刻却不能让人走得更远。三十年间，我们所目睹的事实是，那些把事业做得更为持久、活得更为长久的人，都是一些因卑微而坚毅，以退让为进取的“小人物”。自百年前，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后，“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于中国社会，商业世界更是这一“公理”的天然演习场，而人们常常忘记的是达尔文曾经说过的另外一段话，他在《物种起源》中写道：“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作出最积极反应的种群。”

　　三十年，惟一不能拒绝的是变化。“与时俱进”，说出来，很熟悉很俗气，要做到，很难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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