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说明一个重要的调节大与小之间兼容性的战略无疑是后现代环境中最麻烦的问题之一。

　　在参观紫禁城的时候，我同时被其惊人的精致和巨大，以及它在公共和内部空间的区别上定义自己的方式所震撼。特别是皇帝位于内廷的寝宫看起来非常袖珍，其规模体现了乡村生活的私密性，一个小院子环绕着数间小房间与近在咫尺的宏大的外朝空间形成鲜明对比。这里，阴谋也是个人的，并且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奇怪的宫廷规矩——太监候在宫闺之外用燃香计算皇帝对妃子的宠幸时间。对于自己的表现，皇帝也许较常人承受着更为巨大的压力。

　　中国人在本土建筑方面的才智历史悠久，考察北京遍布小径和小店的胡同，这里的庭院住宅街坊正在快速消失，地处首善之地核心的它们曾是隐私和多样性的承载体，但这个城市正迅速抹去这些曾经最为经典的公共特性，这样的特性肯定了其在建筑上的历史性成就的独特性和辉煌。这些地方不仅为现代主义者今天塑造城市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想像空间，还为城市的全面性注入了不可替代的元素，这样的全面性需要得到延伸，而不仅仅是保留。

　　如果说北京的胡同代表了一种纯粹的中国城市表述（尽管与亚洲其他地方的庭院集合体有着相似性），那么上海的弄堂（或是里弄）（以及我最近与学生正在研究的武汉里份，）则代表了一种复合性建筑，可以看做是过去与舶来范式遭遇后的成功派生物。这样的街坊在鸦片战争之后诞生，当时上海和武汉已经被列强侵占，并成为租界地和通商港口。在1845年，地方政府发布其租界法令，对这些外国飞地（enclaves）的范围和法律特性作了定义。法律条约规定洋人不得租房与华人，华人禁止在租界地居住。

　　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太平天国造反，大量的华人开始在洋人的允许下寻求庇护，这导致租界国单边修订了土地法律，废除了禁华条例。其结果是大规模的房地产热潮，让许多大公司都将焦点转向房地产业，既搞现房出租，又在租界影响力的辐射区域搞新物业建设。这些公司包括有传奇色彩的沙逊（Sassoon），怡和集团（JardineMatheson）和仁记洋行（GibbLivingston），它们之前已经从鸦片和其他商品贸易中获益匪浅了。

　　这些新街坊的建筑很快发展为弄堂的模式，在笔直而狭窄的过道两边修建两层高的联排房。最初，这些房子还保留了传统庭院混合体的规划，被压缩和扭曲以适应具备界墙的环境，规则的几何外形和其城市地位中狭小的面积限制，它们仍然保留了一个窄小的过庭和一种从公共街道穿过私人门户通向幽深内府的递进感觉，这与建设、物质性和风格的传统形式类似。杂合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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