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来自浙江的企业家潜逃新闻。本月初，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突然失踪，据称他欠地下钱庄的资金可能高达20亿元。金乌是国内最大的袜业公司之一，它所在的义乌市大陈镇是世界最大的衬衫生产基地，也是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之一。而金乌集团近年来一直位列该镇企业的前五强。2008年初，金乌集团的公开资料声称其总资产为10多亿元，拥有在职员工2000余人。

　　进入4月之后，浙江板块出现了可怕的产业惊恐，中小企业倒闭时有耳闻，民间借贷成本持续上扬，一些还不出债务的工厂主潜逃，到6月份，连一些大型民营制造工厂也喘不过气来。来自浙江省的最新数据显示，1～6月份，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5.5个百分点，企业利润总额增幅同比回落17.8个百分点。有1万家规模以上的企业出现了亏损。而展望下半年形势，当地专家认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发展趋势较为严峻。今年全省工业增长回落之势已成，还难以判断何时为底”。

　　在三十年的历次宏观动荡中，浙江民营企业是最顽强的一股力量，在每一轮重大的景气打击下，它们都没有出现过溃不成军的惊恐景象，每一次调控来临时，它们总能够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护自己，找到存活下来的那条缝隙，此次出现的倒闭潮和无所适从的沮丧景象是前所未见的。

　　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依此规律，在2008年前后出现一次大调控并非意外之事。而棘手的事情是，此次的宏观景象跟之前有很大的区别，与最近的两次相比，1998年宏观调控的起因是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了消费市场的低迷，中央政府通过启动房地产的方式，激活了内需，并由此带动了重化工业的繁荣，2004年的那次，则是因为上游产业出现了投资过热景象，决策层进行了选择性的惩罚，将进入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民营企业一一逼退，同时在短时间内控制对地产业的信贷，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软着路。2008年的景象就全然不同，最重要的两个新特征，一是出现了15年来从未发生的通货膨胀，二是人民币升值造成外贸的增长压力，调控陷入两难局面。更陌生的是，此次调控突然失去了“假想敌”，刺激什么或压制什么，都变成了真正的问题，这也许是决策层最感困扰的地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从事外向型制造产业的企业——就成了最大的牺牲群体，在过去十年里，它们是“中国制造”的真正创造者，正是在它们和地产业的双方推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成长，而如今，人民币的升值以及各项成本的持续上涨，变成了两股压迫的力量让它们的呼吸变得越来越艰难。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劳动力密集型外贸企业已经出现了疲软和外逃的景象，特别是鞋革类工厂，它们当年就是从韩国、台湾等地“漂”到中国来的，现在又从这里向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国家“漂移”，并不是一个太让人吃惊的情况，问题在于，地方政府一直麻木地没有做出任何的对策和准备，他们不知道如何留住这些企业，或者如何填补它们离去后的产业空白。这股出走的潜流在今年年初被新颁布的《劳动法》所刺激，出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浪潮，据称，仅广东东莞一地就先后出走了将近2万家中小企业。

　　在过去的改革政策逻辑里，民营企业是不需要政策扶持的，它们是野生经济，或者说，只要不去打压，就是最好的扶持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官员也善于“垂拱而治”，以发挥民间力量为最佳的治理之术。然而，随着民营企业的规模庞大，它们已日渐成为中国产业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性力量，那种“不打压就是扶持”的政策思维确实已经到了需要修正的时候。从1981年到2004年的历次调控，遵循的都是“宏观吃紧，调控民企”的逻辑，可是在此次危机中，造成的因素并非民企与国企的能源争夺矛盾，而是因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成本上升以及能源危机等内外原因所构成的。面对这一前所未见的形势，政策制订者的智慧面临空前考验。

　　在某种意义上，广大的中小企业其实就是当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它们的危机事实上就是中国经济危机的全部。

　　近月以来，中央高层密集调研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等省，与当地民营企业座谈，探讨应对危机的策略，这是否表明，政策正在寻找释放的方向？此外，浙江方面近日发布消息称，从9月份起，该省首批小额贷款公司将正式营业，并原则上允许每个县（市、区）设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这可能是在灰色地带潜伏了二十年的浙江地下钱庄群体有可能冒出地面的一条缝隙。不过，人们担忧的是，由于政策面的不确定，它也可能是暂时的，或者竟是一次更强势的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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