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对这里的激情、速度和变化上瘾，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的事。”

　　陆浩（音译）正在给他最近的作品——一位马尾女孩的巨型肖像——添上那杀青的一笔。陆浩穿着松松垮垮的粉色polo衫和路夫便鞋，与进进出出他工作室的访客们随意地闲聊着。访客中有当地的艺术家同行和中间商，他们居住在北京东郊的宋庄，那里的院落和街巷组成了容纳数千人的社区。聊天的话题从同行间的八卦，到艺术灵感的源泉，乃至陆浩儿子所在的澳大利亚大学的优点。过了一会儿，我和陆浩上了他那全新橄榄绿色的“捷豹”，来到陆浩在建的湖滨别墅的工地。陆浩自豪地炫耀了一番别墅二楼的风景，对住在宋庄的好处大加褒扬：“我所有的同事朋友都搬到这里来了，这样交流起来很方便，生活又很便宜。盖这栋别墅只要80万。80万在纽约够干什么的？什么都干不了！”

　　奥运之夏，全北京都在盖楼，盖那些由世界最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标志性的楼，北京的天空因此而在改变着——这儿是像鸟巢一样的体育馆，那儿是有着疯狂造型的媒体总部，它的外形是那么的怪异以至于你都琢磨不出这楼怎么能站得住。但对于我来说，确实宋庄在不经意间的繁荣让我感到北京这个城市处在变革之中。因为我还记得1994年第一次来北京时艺术家们所面临的困境。那时的艺术创作还处于地下阶段，大多数艺术家穷困潦倒。而与外国记者见面可能带来麻烦，我被告知，政府对艺术创作者的态度仍很强硬，艺术家们仍被视为“精神污染”。

　　现在，许多“流浪者”回到家乡，加入到世界现代艺术的盛事之中。直到最近政府向外国人的标志性首肯，北京艺术界的爆炸式发展也只是首都文化、社会以及商业繁荣的表现之一。关于北京在夏季奥运会之前硬件水平的提升，已经有很多文章写过了。既有积极的文章——旋风式的建设将北京城市设施之陈旧一扫而光；也有消极的——汽车潮拥堵了城市道路，污染了空气。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来说，城市“软环境”的变化更加重要。在北京朝着成为世界上最棒城市奋进的过程中，这种“软环境”的变化十分显著。“住在这儿的条件确实很糟糕，但我还是不会搬去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克雷泽.郭（音译）这样形容今天的北京，“你会对这里的激情、速度和变化上瘾，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的事。”他是个中美混血的摇滚明星转变成的数字领袖。

　　今日之北京是一个有着近两千万人口的充满活力并日趋自信的大都市。今日之北京是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自豪的领跑者。而这种变革与中国神奇的经济繁荣同在。文化领域的繁荣包括表演艺术、绘画、雕塑、摇滚、先锋音乐、电影、诗歌以及文学。商业上，北京过去一直败在上海这个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中心。现如今，北京站在了一股电信、媒体、软件和网络的企业潮的前沿。社会方面，北京更是“火”极了，每天都有新的Club、酒吧和餐馆涌现。自从1980年第一家私营餐馆开张以来，北京现在为拥有两万多家餐饮设施而自豪。这些餐馆既包括来自全中国各地的精美菜肴，又包括世界顶级厨师的高级餐厅。比如，“纽约食神”丹尼尔.布鲁德近日来到北京，指导他在美国之外的首家餐厅的开业筹备工作。布鲁德与我一同参观了北京一处拥挤的菜市场，然后在即将开门的餐厅吃了我们采购来的食物。这家新餐厅距天安门不远，1949年之前那里曾是美国大使馆之所在。“北京在慢慢的缩短差距，现在的北京正处在复兴时期，”布鲁德如是说。

　　如果说北京的变化是受到某种力量驱使的话，那这种力量一定来自像克雷泽.郭这样的“外来人口”。他们或是出生在中国其他地区或是出生在另一个半球。近些年，一股移民潮静悄悄地涌入北京城。他们或是为了追名逐利，或是为了满足自己探索历史的强烈好奇心。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晚上九点要熄灯，“创新”被当作罪恶——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

　　当然，有一点变化不大：政治。尽管政府给予了北京人（实际上所有中国人）私人领域的极大自由，公开议论政治敏感话题还是受到压制的。毫无疑问造就了北京文化繁荣的政府仍然有能力制止超越界限的“创新爆炸”。

　　近几个月来，政府筹办奥运的一些举措已经生动的说明了这一点。政府没有朝着奥运会应有的开放努力，而是为了保障安全对生活的各方面加以限制。在中国生活的数千外国人无法更新签证；很多想来中国的游客也未能幸免。本应爆满的酒店入住率只有50%。活动组织人被私下告知奥运之前不得举行户外集会。原本照常营业的Club突然间出现执照问题。人权分子、公益律师和其他另类声音销声匿迹。一家3H定向越野俱乐部的成员受到警方讯问，因为他们用粉末标记路径被怀疑是恐怖分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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