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共性是确立本文研究空间要素的依据。而4个研究样本在形态上、尺度上等均存在着差异。例如，样本一（石库门里弄）与样本二（新式里弄）最显著的不同就是：前者保留着江南传统的高墙深院而后者已将其化作西式前院的低矮院墙；又如，尽管有着统一的主弄—支弄结构，但是样本四没有主弄，支弄直接联系城市道路。因此，差异性揭示了里弄场所要素之间的必然规律，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里弄事件。里弄事件是发生在里弄中人的行为活动。根据扬·盖尔的理论，公共空间的户外活动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2]。通过对里弄中活动的实际观察，将这些行为归类。必要性行为，如居民出入、日常杂务（洗衣、拣菜）等；自发性行为，如乘凉、健身、闲坐、看报等；社会性行为，如交谈、小商小贩的商业行为等。实际上，此三种活动有着明显的相互交织、相互融会，如洗衣或做饭时的聊天。必要性活动与社会性活动以各种组合方式融为一体，这是里弄活动的一个特殊性所在。因此，在这里并不认为必要性活动是抑制场所活力的因素，反而一部分的必要性活动是社会性活动发生的诱因。

　　（3）里弄空间与事件的相互作用。里弄场所是里弄空间与里弄事件的总和。空间是事件的载体，事件反映着空间的性质，两者相互作用产生了场所。

　　①里弄道路与里弄生活。里弄道路作为里弄场所的底面对里弄生活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宽度。各条里弄内，主弄均较支弄宽，且其相对数值相近，在1.3/1～1.7/1之间。但是，不同里弄之间弄宽的绝对数值相差较远。如设计上考虑到小汽车通行的新式里弄和花园里弄，其支弄的宽度与设计上仅满足消防要求的石库门里弄的主弄宽度相近。所以，这里比较的不是里弄道路的绝对数值，而是分别比较各条里弄的主弄和支弄的宽度对其中行为的影响。另外，活动的数量值与里弄的规模、地段等因素有关，在进行横向比较的时候，须将其考虑在内。

　　将图2进行纵向比较，参照活动数量的绝对数值，发现随着里弄中道路宽度的减小，即从主弄到支弄，空间的公共性减弱，社会性活动减少，必要性活动增加；而主弄与支弄宽度的比值越大，表示空间结构对比越强，活动性质与活动数量的变化越大。

　　将图2进行横向比较，参照活动数量的相对数值，发现里弄活动的性质取决于活动所处的位置，即主弄或支弄，而主弄或者支弄的绝对宽度对活动性质的影响不大，只对活动的数量有影响。因此，里弄道路的结构影响着里弄中活动的性质，里弄道路的宽度影响里弄场所中活动的数量。活动的频繁程度同样受到道路结构的影响，静安别墅的主弄贯通两条城市道路，往来的交通频繁；东斯文里的主弄一端接城市道路，另一端封闭，往来贯穿的交通很少。

　　②里弄边界与里弄生活。里弄边界起到围合里弄空间的作用，因此影响里弄生活的因素是弄堂宽度D与建筑高度H的比值，即宽高比D/H（在主弄，取弄宽D，建筑高度H；在支弄，取弄宽D，院墙高度H）。考虑到院墙作为支弄边界的一部分，尤其是支弄通常较窄，从人的视线角度来讲，建筑外墙的高度影响较小，而院墙的高度对空间的围合影响更大。

　　通过图表的比较，可以看到对于主弄来说，D/H<1时，活动明显多于D/H>1的里弄，人们在此进行丰富的社会性行为；对于支弄来说，D/H<1时，空间的私密性很强，主要进行生活上的必要性行为，社会性行为有时伴随其中发生，但不是必然。当支弄的D/H>1时，空间宽敞，公共性增强，甚至有摆摊等商业行为的发生。

　　同时，里弄活动还表现出明显的边界效应●①。从图3中可以看出，里弄中的活动大多数发生在空间的边缘。支弄的尽端封闭，体现出私密性，居民的交谈发生较多，如静安别墅和茂名北路的三里；而东斯文里支弄两端开放，尽管尺度小，交通性的干扰使得交往活动减少。

　　③里弄节点与里弄生活。主弄与城市交界处的节点是城市空间到居家空间的第一道口。这里通常有烟纸店、公用电话、固定的报摊等商业设施，店主往往是里弄的住户，交易的过程伴随着闲谈等交往活动。同时，熟识的邻里还能为里弄的安全性提供第一道防线。主弄与支弄交界处的节点兼顾公共性与私密性，是居民乐于进行自发性活动的地点，同时也是临时摊点摆放的常见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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