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洲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亚洲国家的集体夙梦,瞬间仿佛与纽约、伦敦近在咫尺。
这也许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传统金融都会的没落与新兴经济城市的雄心相互击撞,彼消此长,使得竞争空前激烈,“国际金融中心大战”一触即发,博弈气氛堪比昔日巴尔干风云。
每个城市都雄心勃勃,标新立异,从东京到香港,从孟买到吉隆坡,每个城市都在挖空心思向世界投资者兜售自己。其中也包括上海与首尔,前者选择了“世界金融中心”的路径,而后者则粉墨新形象,以“东亚金融中心”姿态迈向这场金融中心的超级竞赛之中。
上海:重振魅力
21世纪的上海正在努力恢复其过去“远东第一都会”的荣耀。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上海城市经济第一次腾飞,当时聚集了600家中外金融机构的外滩,无疑堪称东方的华尔街国际金融中心。
建国之后的上海日渐封闭,在改革开发之后甚至一路落后于南方特区城市。不过,上海在改革之后复兴世界金融中心的起点缘起于1991年春天邓小平在上海考察期间的一席话:“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盘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这次讲话激起上海人心中的“金融中心情结”。现在,上海已经拥有中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以证券交易所为例,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是1990年时的55.69倍;而到2007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已经在亚洲排名第二位,仅次于日本,高于香港。
上海的金融魅力不止如此。上海对于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始终存在,不少外资机构把上海作为进入中国市场设点的第一站。2007年第一批获准在中国当地注册成立法人银行的4家外资银行全部选择上海作为其中国总部,这其中包括花旗集团、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东亚银行。这些外资银行现在都已经在上海具备了深厚的客户基础和良好的品牌认知度。
而在上海蓬勃发展之际,国内其他一线城市的金融中心的“暗战”再度卷土重来。除了此前的深圳之外,北京在5月份发布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其中首度明确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此后不久,素来不事张扬的上海就高调出手,携手一行三会主办了陆家嘴高层论坛。论坛期间,各路重量级嘉宾300多人到场,其中不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新加坡金管局局长王瑞杰、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等国内外金融界风云人物。
繁花似锦背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心再次确立,而在6月12日2008年中韩论坛上,上海明确提出了要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目标。中国金融中心之争再次摆上桌面,一个微妙的变化是,上海与香港两大国际金融并存的“双中心论”得到不少出席中韩论坛的与会嘉宾所认同,只不过所需解决的是上海在国内目前资本项下管制的大环境下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首尔:十年一梦
相形之下,亚洲金融新贵韩国首尔的“野心”则没有那么大,在这次中韩论坛上,韩国方面提出了建立东亚的金融中心。
韩国的东亚金融中心之路起步于1997年。
在这一年以前,韩国、中国、日本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银企关系,直到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首先遭遇重创,无奈之下,这个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度,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583亿美元的援助贷款,继而实施金融机构重组,其代价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重构韩国金融监管体系。
正是在此之后金融监督委员会(FSC)与机构金融监督院(FSS)相继成立,资本市场得到大力发展,以此为契机,韩国走上了与中国、日本截然不同的道路。
外资成为韩国金融的一个特点,根据韩国《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外国投资者向国内企业注入资本等投资行为都得到允许与鼓励,韩国约有45%的股票由外国投资者持有,而韩国金融机构中国外投资者份额高达40%左右。
这些海外投资者,还有不少占据了大股东地位,韩国第一大银行韩国国民银行(KookminBank)便是如此,在这个银行当中,外资持股高达85%。在这个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对待这种情况,也并非没有疑义的声音。不少人批评外国投资者仅追求有丰厚红利的短期投资,对外国投资者敌意收购的企图和不正当地介入管理颇为不满。
不过,韩国的决策层仍然保持着开明的态度。“相对于韩国从外国投资中所获得的利益,这些不利方面是次要的。外资为韩国企业和金融部门的重组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并且对韩国从金融危机中的复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次讲演中,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委员长尹增铉明确表态。
他还强调,在资本能自由跨国流动的全球化时代,韩国又努力改造成东北亚金融中心,按照所属国别对资本区别对待将得不偿失。
如今,10年过去了,韩国成为IMF四处表扬的“模范学生”,处处以规范示人。与此同时,韩国金融中心的梦想亦在鼓噪——韩国一边努力放松监管降低机构成本,一边鼓励机构开展衍生品业务。
据了解,首尔的金融中心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12年前成为地区特殊化金融中心,其间强调以韩国的资产管理优势和东北亚地区开发金融的需求为基础,建立地区特殊化金融中心;第二阶段则是在2020年前谋求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积极吸引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在首尔设立亚洲总部。
已经摆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梦魇的韩国无疑已经加速快跑,但是否已经脱胎换骨还尚待考察。
谁的金融中心?
上海与首尔的宏图伟计令人激动,但是他们的不足和缺失亦瑕瑜互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要的标准——监管、制度、人才、硬件、语言等方面,两座城市均存在很多尚待改善之处。
不过,站在大时代的背景来看,亚洲“金融中心热”背后的推手是经济转型。复旦大学教授孙立坚认为金融中心背后是金融主导权争夺,而金融主导权的争夺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优化的必然结果。正如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所言,长期以来东亚国家一直在为超级资本打工,如今这些东亚国家上辈子打工换来的积蓄正在试图接近超级资本,建设金融中心正是东亚国家赶超心态的最佳注解。
一个亚洲,几个金融中心?如果以长远的眼光来看,每一个超级经济体的崛起必然带来金融中心的涌现,无论是阿姆斯特丹还是伦敦,抑或纽约,从这个意义来说,即使中国的城市暂时不能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即使短期内亚洲不会出现一个统一的金融中心,但是那些具有独特优势的金融中心都难以忽略中国在亚洲的作用——无论新加坡的私人银行,还是马来西亚的穆斯林金融,或者香港的红筹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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