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自由市场的推崇是如此执着，对政府的轻慢又是如此深刻，弗里德曼说过：“如果你让联邦政府接管撒哈拉沙漠，五年内那里会连沙子都短缺。”

　　这种与官僚机构的针锋相对似乎源于弗里德曼的国家观念——他将其视作粗朴的个人主义的堡垒。在2000年公共广播公司的一次访谈中，他说，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正是在1776年出版他的理论专著《国富论》，“美国独立战争也在同一年爆发。”

　　在这次访谈中，他讲述了他在二战末期的忧虑，那时社会主义正在俘获大批拥戴者，因为各国为制造武器装备不得不实施全民总动员。

　　“战争结束后，人们普遍相信，二战已证明中央计划的可行性，”弗里德曼说道。“尤其是，左派将俄罗斯吹捧为中央计划的成功典范。”

　　弗里德曼的学说建立在此种假设之上：经济与政治自由完全是一回事。这与冷战时代的观念密切相连，彼时作为自由化身的美国向全世界输出资本主义，与独裁主义的苏联形成强烈对比。

　　弗里德曼的学说受到经济学家的普遍赞扬。

　　他的第一个理论突破出现在1950年代，那时他指出，国民储蓄和消费与心理因素无关，而是基于对财富的理性估算。

　　他最伟大的贡献诞生于接下来的十年中，那时弗里德曼先生粉碎了这样一个成见——通货膨胀是一种可容忍的高就业的副产品。他论证了高通胀率最终将招致失业，这是因为，由于生产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其投资积极性将备受阻碍。

　　“正是这一创见，而非其它成就，奠定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跻身伟大经济学家之列的基础，不管人们如何评判他的其它贡献，”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亦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在去年的《纽约书评》(TheNewYorkReviewofBooks)中如是写道。

　　弗里德曼以广为人知的货币主义新范式名满天下：政府应当逐步和可预料地将货币注入金融体系，然后任由市场决定它们的去向。

　　“任何一名诚实的民主党人都会承认，我们皆为支持弗里德曼学说的货币主义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前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曾于弗里德曼逝世之际在本报发表过的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他拥有比当代世界的任何人物都更为强大的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

　　然而，弗里德曼是否在推动政府角色在公共生活的淡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议不休，对他的回顾也随之步入混乱。

　　在那本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呼吁终结征兵制、废止学位许可制；并要求颁发“教育券”，家长可凭券送孩子到私立学校就读；他倡导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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