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旧文，记得是为《南都》“一日看百年”做的一个版。

　　——五月风暴：不为面包，为蔷薇！

　　6月16日，伦敦、纽约等地爆发反资本主义浪潮。在伦敦，成千上万青年上街游行，抗议资本主义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富悬殊。这或多或少可以视为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在今日的回声。当然，和波澜壮阔的60年运动相比，这只是一次无伤大雅的示威，只是短短一天的爆发，只是砸几块银行玻璃，掀翻几辆汽车，其破坏力尚不能与足球流氓相比，虽然主流传媒在报道中照例扣上“非理性”、“破坏”之类帽子。

　　和“五月风暴”一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进步、理性、秩序等价值观又遭到了挑衅。当年法国学生上街，英国学生隔海呼应，但这一回伦敦动了，巴黎没多少动静。1997年，法国一家报社在18—30岁的年轻人中作调查，被问及“你是否向往1968年5月”时，55%的人回答：不，谢谢。

　　这早已不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五月风暴”另一个最常见的提法是“五月革命”——今天的年轻人甚至连隔岸观火的凭吊的兴趣都不会有。为什么？不为什么，如果非要问为什么，那就是：我现在活得不赖。

　　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正在越来越有效地抑制不满、消除不满。继“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之后，那个叫作福山的日本人又跳出来高唱“历史终结”的福音——从此，就是资本主义的大同世界啦。

　　但在1968年，文明有太多的不满需要宣泄，有太多的欲望——这是当时流行的字眼——需要被赋予现实的形式。这是一场事先毫无征兆的革命，法国作为一个高效率的资本主义强国正在戴高乐领导下，像一台精确无误的社会理性的机器一样正常运行。但是突然，齿轮飞脱，一切都散架了。假如可以称之为一场革命，则这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场自发自主的革命，甚至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不为面包、为蔷薇的革命。

　　戴高乐借助“二战”形成的克里斯玛光环将权威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建立起第五共和国，经济至上，强国至上，但民众诉求与其权威主义却形成愈来愈大的断层，这一断层终于引爆了革命。1789——1848——1871的法兰西革命传统，给1968提供不竭的思想能源，而激进主义的60年代精神也煽风点火，政治上，托洛茨基、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胡志明提供了形形色色的旗帜，文化上，萨特、加缪、马尔库塞、列斐弗尔提供了火药和汽油。改善物质状况的诉求在这场风暴中退居次要，工人并不满足于增加面包、提高最低工资、缩短工作时，他们更沉迷于一场反抗异化的主体的革命，一场身心俱焚的狂欢节。民族主义被当作戴高乐别有用心的统治手腕遭到漠视，学生高举越南国旗，在德裔的学生领袖柯恩·邦迪被政府驱逐出境后又高喊：“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这从另一个方面拓展了“五月风暴”的普世主义情怀。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自发的、缺乏统一政治纲领的革命，这使它注定失败。但是，形形色色的西马团体在“五月风暴”中理论先行、凌空蹈虚的教条主义表现更加映衬出“五月风暴”行动主义的革命本色，一种即时行动的空前激情和斗争策略赋予这场风暴狂放有力的线条和色彩，在那些充满创造性的墙上标语上，法兰西，一跃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的乌托邦。有人说，“五月风暴”像超现实主义运动一样，在所有次要方面获得了胜利，但在所有主要的方面都失败了。(见《读书》1998年第5期王昶《1968年5月，或，我为叹息》)但什么是、又如何分清“五月风暴”以及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难道要那几个喜欢吹牛和绝交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像切面包一样分开梦和现实并判别哪一块更大？超现实主义运动是无所谓失败的。而“五月风暴”，如果非要评价，也只能说，在社会革命上，它失败了(但埋下了变革的火种，例如，第二年，戴高乐下台)，但在文化革命上，它无疑胜利了。“五月风暴”和美国青年的嬉皮、花童、性解放和摇滚文化一样，同样是一种马尔库塞所说的颠覆“单面人”异化社会的感性的解放。它引爆了文化领域的其他革命，“五月风暴”是萨特的思想实验场，也是新一代理论家拉康、德吕兹、福柯、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资源和出发点。对发明“电影传单”的戈达尔、特吕弗等人来说，法国电影史从此改写。对布托尔、萨洛特、杜拉等“新小说”作家来说，文学的先锋与政治的先锋、占领作协办公室与创造午夜出版社是合一的，而戴高乐分子马尔罗、莫里亚克只能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秩序的江郎才尽的捍卫者。

　　对戴高乐五体投地的右翼大师雷蒙·阿隆的自传前几年在中国出版，用阿隆给萨特、用改良给革命败败火解解毒，未尝不可，但有论者以“五月风暴”后学生也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来论证革命的虚妄，则是成王败寇史观的某种变相发作。不错，当年的头号学生领袖柯恩·邦迪如今是大腹便便的欧洲议会和绿党成员，在他时隔30年后的自传《我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中，也确有“我们当年干了无数的蠢事”的感慨，但问题是：他仍为“五月”而骄傲。邦迪们毕竟不是中国的红卫兵。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文化革命”，“五月风暴”的“革命”多少仅止于反抗，而非暴力(“五月风暴”自始至终没有枪声)，即使是最激进的毛派，与圣战般以卡车撞卡车同归于尽的红卫兵相比，他们只不过善于利用街头小流氓去向敌对派别扔石头罢了。“五月”学生非但无须承担历史罪责，反而应当引以为豪，当一个法国家庭中的父母慢慢懂得与孩子平等交流，我们知道，这是“五月”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当年的托派领袖若斯潘已经成为法国总理，“成为体制的一部分”，那又怎么样呢？没有浪漫主义的青年和革命，未必会有日后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改良。正如“五月风暴”最令人激赏的两句著名口号“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以及“让想象夺权”———乌托邦激情(不是乌托邦政纲)或者说理想主义和想象力，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在本土语境下夸大革命或改良，容易演变为奢侈的伪问题。反传统之后是整理国故，主义之后是问题，萨特之后是阿隆，启蒙之后是学术……历史的钟摆总是这样。“五月风暴”之后，法国亦有所谓“结构不上街”，但未见得有多少知识分子纷纷跳出来高扬“人文精神”或论证为何“结构不上街”，倒是从萨特的“介入”到“福柯”的“具体斗争”到德里达的重寻马克思，左派积极传统一脉相承。

　　布努埃尔是到了晚年才写回忆录，而我们还没老，我们会回来。

　　1968年5月，或，别为我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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