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设想里，这座圆形的类似于蛋壳外形的建筑周围的人工湖，将是北海、中南海水系的延伸，人们通过水下的玻璃隧道进入穹形的大剧场。玻璃和钛合金的穹顶，将把长安街与天安门广场的喧嚣隔开，相对于皇宫的神秘，这里是静谧。

　　梁思成全力保存下来的故宫未曾想到在他建成数百年后，会有一个蛋壳型的建筑与自己对峙，如此对应颇有些后现代的意味。中国人对城市的理解与想象在“蛋壳”与故宫之间形成最为诡异的对比，类似于英语句法里用将来时的语法去讲过去时的语境。于是两个时代不同的城市语境很奇怪地被放在了一起，如果再加上天安门广场，我们似乎突然间可以找到北京的城市脉络了。容纳故宫与“蛋壳”的也许正是天安门广场。

　　安德鲁说他的设计是“天圆地方”，但也有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水泡，或者不过是个鸡蛋，说得浪漫些，也许是颗明珠。

　　事实上，安德鲁方案中争议最大的大蛋壳，在第一轮竞赛和第二轮竞赛的初期，是没有的。那时安德鲁的设计类似于今天去掉蛋壳后的内部建筑，一组包括音乐厅、歌剧院、戏剧场和另外的小剧场的建筑。然而，加上这个蛋壳后，安德鲁的方案竟然胜出了。

　　从现有的媒体资料来看，那些原本将安德鲁奉若神明的人们全然不知安德鲁的无厘头，他一方面说将自然园林引入城市观念建造一座中国式的水中宫殿，蛋壳是“天圆地方”；另一方面，却说：“我就是要割断历史。”

　　香港著名建筑师，亚洲建筑师协会第一任会长潘祖尧说：“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笨蛋’对我国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是唱反调，对天安门一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且在设计上也有颇多的错误。”国际性权威建筑专业杂志，英国的《Architecture Review》索性将它叫做“粪蛋”，他们甚至专门为此发了一篇题为“无法无天”的评论：这个形式与北京城中心和其他任何现有建筑完全不协调的新纹理，他将他的奇才用来创造了一条随意和透明的通道。安德鲁安排了从水底下走入大剧院的通道(100米)，所以你得先钻下去走过一个水下隧道，再走上去。虽然一个桥会更直接和更舒适，但是被他否定了，估计是因为那样会捅破了他的那个完美的粪团的完整性。”

　　很难想象，当初的国家大剧院是如何被选上的。香港地产商陈启宗曾多次抱怨安德鲁设计的戴高乐机场，他说他去欧洲总是尽量避免经过戴高乐机场，因为法国人为了追求浪漫是全然不顾实用的，在戴高乐机场往往会将人绕晕。

　　安德鲁同样设计了浦东机场，饱受批评。但安德鲁却在国家大剧院上完成了自己的帝国臆想。

　　其实这个东方帝国旧梦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因为城墙坍塌而终结。在曾经的年代里，北京的伟大意义已经从皇家宫殿转移向天安门外。这堵新中国时代的城楼红墙留给我们的更多是象征，数亿中国人流连在城楼前世界最大的广场上，两边是装载红色中国记忆与明天的苏联式建筑：东边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西边是左右未来的人民大会堂。

　　建筑迷思

　　什么是建筑？包豪斯的格罗皮乌斯说:“是清晰地表达人的最高尚的情操，他的热情，他的人性，他的信仰，他的宗教。建筑曾经是那样的。”但在15-18世纪之间，一种新的文化特征在欧洲形成。这种现代城市形式和内容产生的来源是，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新的观念形态，新的国家政治结构。城市建筑不再关乎审美或情感，而是对社会秩序的解释，建筑也总是超越功能的，是建筑的形式给人们以经验，赋予城市以结构。

　　中国的城市建筑来自不同的观念形态和政治结构，不能与之对应。从变身为现代国家后，城市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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