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这本书所表达的内容与国家大剧院工程没有多少关系。举个例子，出版之前我的出版人建议我为中文版增加一些插图，我创作了一些小图画，但这些图并不是为了建筑而画的。如果你想了解建造国家大剧院的故事，我建议去看我的《国家大剧院》，那本书写了在国家大剧院工地上发生的有趣故事，书里所有的图片都是我当时规划国家大剧院时画的草图。

　　B:有书评人认为你的作品继承了追求纯粹艺术的法国新小说派风格，不知道你对罗伯-格里耶、杜拉斯这样的新小说派代表有什么看法？

　　A:我不能对新小说派进行评论。在建筑行业我的确经验丰富，我的一生几乎都在与建筑打交道；而在文学创作上，与其说我是个作者，不如说我还是个读者，我写小说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所以我想我没有资格发表什么意见。“我比较偏向把它形容成一只蛋”

　　B：书里描写不同形态的水，这让我想到国家大剧院四周一片人工湖的设计，水在你的设计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吗？

　　A：我后来发现好像是这样的。我发现水是一样很奇妙的东西，能以任何形式出现并随时发生改变。

　　B：西方建筑设计师在诸如大剧院对水的设计和中国传统建筑美学上对水元素的使用，比如紫禁城的水有什么区别？

　　A：我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建筑设计上运用“水元素”的设计目的多为对空间进行区隔。

　　B：据说你最初认为大剧院的造型是个“大水母”，而中国人则管它叫做“巨蛋”，这是理解上的差别吗？

　　A：我没有管它叫做“大水母”，是法国媒体给的形容词。

　　B：那你本人到底认为它是一只“水母”，还是一只“蛋”？

　　A：这取决与每个人的感受。我比较偏向把它形容成一只“蛋”。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把它当作蛋，从外观看剧院的穹顶像个“蛋壳”，而“蛋壳”里面就是“蛋黄”，是进出大剧院的观众们，象征着不断孕育的新生命。

　　B：你在大剧院里用了20种不同的红色，是为了暗合中国人的文化吗？

　　A：这只是一个选择上的巧合。我在设计上选择红色首先是考虑到红色代表的是一种剧院文化。你去巴黎歌剧院也可以看到红色元素的运用，世界各地许多剧院也如此。其次，你们也是一个热爱红色的民族。

　　B：你曾说过对于大剧院你是99.9%的满意，能谈谈0.1%的不满意在哪里？

　　A：对于我的作品，我通常都会有遗憾的。我经常会对年轻的学生说，你有多大的能力做成什么事是与你对事物的怀疑能力成正比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最终到底要做成什么事情。

　　B：可以将这种遗憾理解为你在设计上不得不进行一些妥协吗？

　　A：我更愿意认为这是双方想法的冲突和结合。拿大剧院项目来说，起初主办方对我的设计进行了诸多限制，最大的就是他们规定了大剧院必须距离长安街有多少米。我并没有遵守。有人当时就评论说“他需要离长安街远点”、“这个设计根本进不了长安街”等。

　　于是主办方找到我说，你必须要改！最初我对于他们的要求非常抵制，我想要造一座我心目中的大剧院。我这样告诉他们，“这是一座建筑，它不能像你们家的家具那样被挪来挪去”。其实有段时间我很沮丧，也想过放弃，但最后大家都让步了，我还是决定在原有的设计上做一些改变，官方也改变了一些想法，由此我得以坚持一些理念。

　　“不在工地上，我就去大街上溜达”

　　B：你在建国家大剧院的八年里，肯定学了不少中国话吧？

　　A：老实说我能讲的中文单词大概不会超过20个，为此我也觉得挺惭愧。但这并不代表我不懂中国文化。对我来说，了解中国文化并不意味着你必须熟读中国的每个朝代，我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是尽量多到大街上走走，看看平凡老百姓当下的生活。

　　B:能说说你都怎么了解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A：我几乎每个月都来中国一次，不在工地上时，我就去大街上溜达，试吃各种美食，我热爱中国菜，尤其是四川菜。

　　B：据说你在大街上溜达时经常会被人认出，找你拍照，有这事吗？

　　A：对。刚开始时我对这种情况感到挺奇怪，在法国大街上我可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后来我接受了，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吧，人们总喜欢跟有名的人拍照。

　　B：你会借机向人询问是否喜欢你的建筑吗？

　　A：不会，大多数时候我发现语言是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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