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建筑家

　　3月9日，上海书城一楼大厅的两侧各自安放了两块同等大小的广告牌，一块上写着“国家大剧院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新书《记忆的群岛》”的字样，另一块上则预告着一本卡通漫画的出版签售会。

　　等待卡通漫画签名的读者从大厅排至二楼电梯，书城还不得不出动保安维护秩序。安德鲁的见面会则安静地被安排在大厅一隅的“读者俱乐部”，主办方临时安放了几排座位，在场的多数为城中媒体。两个“索要签名专业户”占据了第一排中间最有利的位置，大声大气地讨论着这个外国老头到底有没有名气，后排有人小声地询问这个“建筑大师”是不是设计了“鸟巢”。

　　2点35分，安德鲁出现了。他穿着姜色布风衣，剪裁并不讲究的西装，有点皱了的条纹衬衫，胸前挂着一副眼镜，看上去风尘仆仆。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安德鲁说话时习惯挥舞双手来表达心情，用英语回答问题讲到激动之处嘴里总要蹦出几个法文单词。

　　安德鲁的中国朋友、《记忆的群岛》一书译者董强评论说，在中国完成了一个耗时8年的工程后，安德鲁的中文程度依然只停留在“你好”、“谢谢”、“再见”的程度，“这虽然很可惜，但对安德鲁来说可能也是幸运的，语言的隔阂让他能心无旁骛地完成国家大剧院的工程。”董强说。

　　“做国家大剧院这个工程的过程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外界的质疑，他几乎是被'孤立'的，”

　　董强说，“那个时候质疑的声音远远高于支持的声音。”

　　2004年5月，国家大剧院工程紧张施工期间，戴高乐机场航站楼发生塌陷事故再次使安德鲁处于舆论的中心。

　　安德鲁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自己第一次听到关于戴高乐机场发生塌陷事故时的情形。“一个记者直接打电话给我，很严肃地质问我知不知道机场出事了，问我怎么看。”他说，流露出一点无奈的神情，“我大吃一惊，为了机场的事，也为了他的无礼。我问他，你知道你要找谁吗？记者说，我就找你。整个过程实在有点滑稽。”

　　在国内，这种情况也是一样。人们尚来不及搞清楚戴高乐机场坍塌事件的真正原因就开始担心起国家大剧院的工程是否会有问题。章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曾在安德鲁的巴黎办公室工作过一年，当时被称为是安德鲁唯一的中国学生。戴高乐机场出现事故后，有一段时间里章明几乎无法正常工作。“基本上的情况就是我24个小时都在接手机，一遍又一遍被要求回答关于戴高乐机场和国家大剧院的问题。”章明无奈地说。

　　“当时戴高乐机场出了事故，不少媒体都把矛头对准了安德鲁其实是不公平的。稍微懂一点建筑的人都应该知道他的身份是建筑师，他所负责是设计规划，并不是保证施工质量。”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潘玉琨这样评论。他可能是当天为数不多专程前去参加安德鲁在书城活动的专业级“粉丝”。

　　安德鲁本人则早已对一切评论都非常看得开了：“我其实不太在意人们到底是怎么评论我的。”在同济大学，他再次主动地向学生们强调了这种心态，“有时候，你所需要做的是坚定自己的理念，你要时刻知道什么是你要去做的，否则你很快就会迷失”。

　　他终于笑了

　　3月10日，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闷热狭小的报告厅，当安德鲁被一大群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领导簇拥出现在会场中时，全场起立鼓掌。他终于露出了上海之行以来最为灿烂的笑容。这恰好与他面对媒体时的状态截然不同，曾经有记者私下抱怨说他“几乎不笑，严谨得像个德国人”。

　　在同济，安德鲁毫无保留地展现出了作为法国人奔放的一面：他给随行的女助理献花；慷慨激昂地讨论艺术将永不向政治妥协。在这里，他将给100多名建筑专业的学生演讲。

　　媒体通常都会为这位建筑大师的寡言而头痛。媒体对他的评价不是“格外矜持”就是“傲慢无礼”。

　　“怎么会严肃，他很浪漫的！”章明显得很吃惊，“你们知道吗，每次在完成一个设计时他总会配上一首小诗来表达他设计的理念。”

　　“事实上，你们在同济看到的那个才更接近于安德鲁的真面目。”董强说。他与安德鲁的友谊起源于安德鲁的前一部小说《国家大剧院》的出版。在董强看来，此前媒体对于安德鲁性格上的误读都是因为这位建筑大师面对公众时常感到不适和害羞。私底下的安德鲁性格热情而纯粹，“如果一群朋友聊天，大家常常能听到他爆发出大笑的声音。”董强说。接受本报采访的同时，他恰好在赴安德鲁晚餐之约的路上，这已经是两人在两天时间里第二次见面了。安德鲁3月11日晚上刚刚到达北京，兴奋的他拿着出版的《记忆的群岛》给董强打了电话，坚持当天就要把新书拿给译者看。他亲自将书送到董强家里，在送了书后两人滔滔不绝谈到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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