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过程当中，卢作孚的主要往来对象除去四川乡贤之外，更多的是黄炎培、萧楚女这样的文人学者。事实上，卢作孚的救国梦想与卢作孚本人对救国道路的思考对卢作孚后来的实践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8年，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卢作孚在短短的40天内指挥完成的宜昌大撤退是事关国家命运的一次撤退，在40天当中，卢作孚把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成功撤退到大后方，期间，民生公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卢作孚由此进入了人生的高峰期。

　　抗战后，卢作孚将民生公司越做越大，从内陆航运到海运，成为中国一代“船王”。

　　宜昌大撤退及民生公司的发展成就了卢作孚，这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抗日救国当中的标志性事件。然而，用历史的眼光回头来看，卢作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显然不止这些。一方面其在重庆的乡村实验，使得重庆北碚成为抗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避居的天堂，另一方面，卢作孚在现代企业管理上的卓越成就，堪称中华之瑰宝。卢作孚在乡村实验上的著述颇丰，而其在民生公司期间的相关文稿可以看作是中国一代实业家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珍贵史料。

　　我们能在卢作孚的文稿当中，仔细地整理出其在实业救国及企业管理方面成熟的理论体系。这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家中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事实上，卢作孚大约是最为鲜明的主张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思考者之一，其一直致力于现代的城市体系及现代企业体系的建设，这已经远远超越其时大多数人所言的“实业救国”理想。卢作孚实业家的身份之后，更为重要的也许是思想家、教育家及乡村建设实验领袖这样的身份。

　　由卢作孚而始，一个家族的思想血脉似乎已经奠定。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的思考者，卢作孚对卢铿的影响很大，一方面是关注国家命运的天性，另一方面则是对国家、社会的思考及实践。卢铿读完了祖父所有的文稿。

　　割裂

　　1950年，卢铿在香港出生，而此时的卢作孚大约更多地在考虑台湾抑或大陆的选择，当然，他也有机会留在香港。但卢作孚最终选择了大陆。

　　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实业家之一，卢作孚的选择或许有些令人诧异。这个蒋政府的救命恩人因为指挥宜昌大撤退而将一个国家的希望保留了下来。但在世纪的中叶，他却选择了一个新的政权领导的民族与国家。

　　我们并不知道卢作孚当年做这样选择的动机何在。也许与大多数当时的中国人一样，他热切地期盼一个新的民族气象与一个新的中国；又或许寄居海岛无法实现其毕生努力的救国图强梦想。

　　但仅仅两年后，卢作孚便放弃了这个选择。1952年，他自杀了。

　　家人因他的选择而改变了命运。卢铿便因为祖父的决定而留在了新中国。卢作孚与卢铿两代人被1949割裂开来。

　　从1952年“三反”、“五反”，到1958年再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卢氏家族在1952年之后的生活多少会与卢作孚联系在一起。但环境显然是全新的，没有了著名实业家的光环，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可能要忍受比平常人更多的灾难。

　　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即便是历史有意地将两代人割裂开来，但是其中藕断丝连似的联系始终会将一个有些残缺、但依然算得上完整的历史串起来。

　　历史重回原点，当1978年国家重回正轨的时候，国家所面对的是卢铿这一代人。

　　成长环境并没有完全压抑住卢铿血脉里的家族气质，相反在社会回到正轨时，卢铿坚决地继承了家族的思想气质，并将压抑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对于文化、知识与思想的渴望，以及对国家及社会的思考完全释放了出来。卢铿与自己的祖父一样，不断思考，不断实践。

　　卢作孚到卢铿

　　在《观点》对卢铿采访的过程当中，卢铿的思维方式奇特而又别致，一方面他始终站在一个高度上来评价房地产及今天的城市建设；另一方面，在房地产方面，卢铿有着自己鲜明的主张。在他而言，房地产也许更多的是对这些主张的实践。这些主张当中所含带的责任感也许是大多数人所不理解的。

　　这与卢作孚的“实业救国”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式有着鲜明的雷同之处。卢铿与祖父不同的气质在于，其始终能站在现代化的中国来理解与阐述今天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需要的内容与方式。也许时代不同，实践的内容不同，我们无法将卢铿与卢作孚做一个系统的比较来寻找出其中血脉的相同之处，抑或去寻找一个理解卢铿的角度。当时代在两代人身上赋予了不同的责任时，在此，我们所能做的也许是敞开一个真实的卢铿，探寻出其特有的精神气质。

　　以下是《观点》杂志对卢铿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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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