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把周小川比作格林斯潘，其实周小川与格林斯潘有着天壤之别，在央行从计划经济下的财政部出纳身份脱胎未远时，他的一切货币政策只能随着宏观调控的指挥棒起舞

　　了解特定时代的典型人物，就能了解这一时代的运行脉胳。周小川就是这么一个典型人物，他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市场派人士的领军人物之一。

　　周小川身上纠结的各种现实矛盾与历史陈迹，通过经济运行的几次转折留下深刻烙印，就如同烙在了历史的案头，挥之不去。

　　周小川，人称人民币先生，历任央行行长只有他获此称号，可见他作为人民币代言者的公共角色，分量极重。这来源于如下事实，他是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拯救者，是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市场化的同情者，利率与汇率市场化的推动者，以及货币政策的重要决策者。

　　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其为2006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原因是采取了多种手段致力于货币政策改革，促使人民币平稳升值得以实现。去年，中国人民银行不仅实施货币改革，而且还鼓励支持银行业的改革。

　　早在2001年7月，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评选中，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被评为“决策者之星”。因为他在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这位英语流利的官员，在国际金融界有良好的口碑，其市场为魂的技术派官员形象深入人心。

　　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本轮经济改革，历经两次重大转变：一是80年代的激进的改革方案与改革者一起从激进转向渐进；二是从改革大方向的宏观探讨，日益转向具体的技术方面的探讨。

　　无论激进还是渐变，无论是方向性的宏观把握还是技术性探讨，周小川都站在风口浪尖，他从80年代的整体性改革方案的推崇者、宏观改革方向的前瞻者，转变为90年代之后的渐进主义的信奉者，以及典型的技术派官员。

　　但周小川真的是一个纯粹技术派官员吗？

　　寻找包治百病的整体方案

　　以80年代为分界线，周小川的理论出现裂变，前期担任理论工作时，偏重于激进路线的改革；担任具体实务之后，更多地成为渐进式改革的辩护士。这是角色变化所致，也是理念上的变化，更是俯首于客观约束条件的表现。

　　1985年之前，周小川主要作为研究人员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性研究。1986年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进入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担任副所长。

　　这个研究所汇聚了当时的一批知识界人士，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改革道路挥洒意气，激扬文字。他与吴敬琏先生由此结缘，而吴敬琏的课题小组中一群市场化卫士如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人，日后继续互相扶持以各自不同的实际行动阐述对于市场化的理解。

　　而周本人的文章范围极广，涉及企业与银行的关系、社会保障、经济开放等各个方面。这种激进思路，在周小川、吴敬琏等人合著的最早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的书名中就能见出端倪。这些书生意气者试图为中国改革找到一条包治百病的整体方案。

　　然而，中国不是俄罗斯，周小川等人在系统论影响下的系统改革理论遭到否定，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既定方针。尽管当时的激进色彩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仍然随处可见。但这种激进发展模式很快被80年代末期急剧转变的政治现实打断，画上休止符。

　　周小川幸运地身处历史巨变时代，既是历史的有力推动者，也被历史潮流裹挟向前，在成为历史标志性节点的事件上都有他的身影。他不仅参与起草中国资本市场的蓝图，还与同道一起为当时热点的国企改革的方向划上轨道。

　　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史称“钓鱼台会议”，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和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人参加，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国企改革进行深入的讨论，弄清了有关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误区、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

　　1994年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哈特、米尔格罗姆、麦金农、刘遵义、青木昌彦、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许成钢、楼继伟、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人参加，史称“京伦会议”，超前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

　　这些基本理论框架当初貌似激进，如今水到渠成。80年代超前的配套改革论同样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才寻觅到合适的土壤，历史需要机遇，改革者需要智慧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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