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代表中国人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梦想，世界著名建筑杂志《建筑评论》评论说：“奢侈的建筑不仅有剧院的功能，它本身就再现了一个剧院，在演一出戏。”

　　戏剧场是国家大剧院最具民族特色的剧场,真丝墙面烘托出亲切、热烈而传统的气氛，营造出颇具中国特色的剧场氛围。

　　造价23亿元的“鸟巢”作为奥运会主会场，其设计指导思想是建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育场，一个能让人过目不忘的建筑。这两点“鸟巢”都做到了。“鸟巢”的8万个固定座位承担的重要任务与相邻的水立方同样，是在奥运会这个历史机遇中转变形象，拉动城市快速升级为国际大都市的步伐。

　　被称为北京眼的摩天轮落户北京朝阳公园，预计将于2008年奥运会前竣工启用，成为一座标志性的观景旅游建筑。

　　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因记录着一个城市在特殊历史时刻的内在悸动而被写入历史。1949年北京成为首都，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将承担着社会和政治的作用和任务，地方性风俗、习惯将被融合在一起，按照政治观念重新塑造，成为国家的概念，所以北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

　　英国《泰晤士报》不久前报道了一项建筑评比，评比世界范围内正在建设的十大“最具雄心”的建筑工程。评论说，这些建筑工程大都规模庞大，让人过目不忘，最重要的是，这些建筑将改变的不仅是建筑史而是这个世界。北京以奥运主会场、央视新址、首都机场3号楼占据了十分之三。

　　从50年代的十大建筑开始，北京也有一个评选十大建筑的惯例，每十年评选一次。如果评选这十年的十大建筑，不仅有以上三个，还一定会包括国家大剧院和水立方。由于机场3号楼地处市区外围以及其他原因，并没有形成直观的震撼，而其余四大建筑从方案开始的周折不断就显示了它们对北京城市性质的不同定义。

　　什么是建筑？包豪斯的格罗皮乌斯说:“是清晰地表达人的最高尚的情操，他的热情，他的人性，他的信仰，他的宗教。建筑曾经是那样的。”从什么时候建筑不再是那样了？城市研究大师芒福德把欧洲建筑形式和城市内容变化的时间划定在15?18世纪之间，从那时候起，一种新的文化特征在欧洲形成。这种现代城市形式和内容产生的来源是，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新的观念形态，新的国家政治结构。城市建筑不再关乎审美或情感，而是对社会秩序的解释，建筑也总是超越功能的，是建筑的形式给人们以经验，赋予城市以结构。

　　中国的城市建筑来自不同的观念形态和政治结构，不能与之对应。从变身为现代国家后，城市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1953年北京市第一个规划方案《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中确定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同时要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当时北京几乎没有现代工业，160多万城市人口有30万人失业，占就业年龄人口的40%左右。为摆脱这个困境，“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开始工业化改造，在朝阳区兴建了大批工厂。从当时的政治理想看，这不仅是为摆脱困境的应对措施，更寄托着对现代化展望和劳动阶级价值观的强力推行。

　　作为政治中心，北京首先是1958年开始的对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和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但开始规划的十大工程其实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不太一样，最初规划里，广场西侧定为万人大会堂和5000人宴会厅两个建筑，东侧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是两个，后来才合为一个，科技馆和国家剧院的地基坑都挖了，但没有实施。1959年把已经建成的民族宫和华侨饭店、体育馆补充进十大建筑。当时的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说:“在延安时，毛主席就设想等革命胜利了，建一个能容一万人开会的大礼堂。”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标志着国家政权的形象，此后整个中国被组织到一个全新网络中，参加各种会议成为各党派各阶层新生活的一个基本形式，与人民大会堂意义相仿的礼堂成为城市乡镇的一种普遍标志。十大建筑的完成确立了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城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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