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人很难说清楚于元平和他的“熊谷组”给我们到底带来了什么？深圳地王大厦，广州中信广场，抑或是一个曾经失败过的洋浦梦。

　　或许于元平只是一个用符号记录历史的人。

　　1989年4月28日，中南海热线电话传来邓小平对海南洋浦开发的批示：“我最后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事不宜迟。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者讲清楚，手续要齐全。”

　　远在香港的于元平听到邓小平的批示后，当即表示：“邓主席‘不宜拖延’的指示最中我心意，希望国务院尽快批复海南省的报告，国务院的红头文件一到，洋浦开发区的起步工程马上鸣炮开工。我唯做到：当年冒烟，3年投产！”

　　然而，直到1992年3月，国务院才批准《洋浦开发区意向书》，此时，据海南省政府首次提出洋浦开发区的概念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年。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算不了什么，然而，在一个改革的年代，五年却意味着无数的机会与海南失之交臂，也意味着于元平与他的洋浦梦渐行渐远了。1993年9月洋浦封关，但1994年的洋浦已经变得越来越冷清了。

　　特区中的特区

　　在洋浦开发最受责难的时候，于元平想不通的是，一个香港的中国人投资内地建设，怎么就成了新“殖民者”。

　　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前身是东升行工程公司，由于元平一手开创，上世纪70年代日本熊谷组(株式会社)投得了香港启德机场跑道工程，于元平成为工程下的一个承包商。工程完工时，熊谷组拖欠东升行工程费，于元平得以以债务入股“熊谷组”的地区经营权，控股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并获得五个相关建设牌照。由此于元平开始投资香港市政工程，迅速成为香港著名的基建集团，并跻身富豪行列。

　　上世纪80年代，于元平开始进军地产行业，同时成为最早进入内地的香港房地产商之一。

　　然而，洋浦改变了于元平的命运。

　　洋浦开发与海南建设大特区几乎是被同时提到桌面上来的。1987年以后，在所有关于海南大特区的新闻中，洋浦无疑是最大的新闻之一。作为国家批准的最大的一个由外商成片开发的外向型工业区，洋浦一直被当作海南的希望所在。1988年6月，于元平与海南省政府达成初步协议，由海南省政府在洋浦半岛划出3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开发区，区内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熊谷组，期限为70年。1988年12月，海南省委、省政府向中央请示：将洋浦30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成片开发。

　　这是海南大特区历史上最为惊鸿的一笔。洋浦模式被归结为：“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犯法我抓人。”这也就意味着洋浦将成为中国第一个由外资独立开发的“自由港”。熊谷组的规划是，用15年左右的时间，将洋浦开发区建成一个公用设施完善，以外向型工业和出口加工业为主，同时发展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港口、仓储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的对外开放经济区。开发区全面建成后，规划常住人口为25万人，暂住人口为15万人。开发区内的一切基础工程和公用设施全部由土地承让者负责，工业项目的招商、投资与建设经营，也基本上是以其为主体。

　　“洋浦风波”

　　于元平迫不及待的成为洋浦的主人。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丧权辱国”。3月25日，五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公开指责“洋浦模式”为“新国耻”，“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让于元平无法想通的是明明是一个香港商人投资内地，为什么就成了“侵略”？

　　这场涉嫌到“侵略”的风波直接导致与日本资本市场联系紧密的于元平融资计划的失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奉日本政府外务省指示，约见于元平，告诉他：鉴于目前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中的日方股东将不参加涉嫌“侵犯主权”的投资活动。响应熊谷组号召许诺到洋浦投资的三井、三菱、东京银行、住友银行等大企业大财团，纷纷收回诺言，停止可行性分析研究，撤退联络机构和办事人员。

　　在百般压力之下，洋浦开发区艰难启动。1992年9月海南洋浦土地开发有限公司成立，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控股30%，嵘高贸易有限公司(中国保利集团)控股20%，此外中国工商银行海南信托投资，中国银行海口信托投资以及长江实业与台湾大中华集团均有股份。但远远不能满足洋浦的投资需要，于元平开始试图用房地产“滚动开发的模式”获得资金连续投入。1992年到1993年，熊谷组以每亩300万左右的价钱卖出去900多亩地。

　　然而，1993年6月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海南的房地产泡沫也应声破灭。

　　黯然退出

　　从1993年到1994年年底，洋浦外商投资27亿元港币，平整了65%的土地，建设了31万千瓦的电站，完成20公里道路网和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即便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95、96年，熊谷组仍然在洋浦投资8亿元搞基础设施建设，投资3亿元完成电厂输电网工程，竣工了36层的总部大楼。

　　原洋浦开发区主任江上舟说，1993年宏观调控使熊谷组的“滚动开发”泡了汤，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开发洋浦的决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了结果。当时，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近1000亿立方米的大气田“东方1—1气田”开采后，国家决定上“大化肥”，由中海油投资155.8亿元，项目放在离南海气田最近的海南。

　　“大化肥”项目最初定在洋浦，有人提出要放在三亚。江上舟在三亚工作过，深知环境对三亚的重要性，遂请专家上书中央，说明在三亚搞重化工的危害。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在几个场合反复讲：“给三亚留一片净土。”几经周折才定下来在洋浦上马。

　　把洋浦建成沿海型重化工基地和出口加工区本来就是熊谷组成片开发洋浦的初衷。说服熊谷组拿出百亿资金投向洋浦的，不光是于元平老先生的爱国热情，早在1987年5月，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就拿出过一份《海南岛开发计划最终报告书》，指明洋浦是海南乃至华南发展沿海型重化工的最佳位置。

　　江上舟调离洋浦前，于元平已经与当时的中海油总经理王彦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这个项目技术先进，其主要产品合成氨是重要化工原料，上马后即刻引来杜邦—巴斯夫等公司的后续项目，将一举奠定洋浦临海型石油化工基地位置，洋浦上下都以为期待已久的“北船”终于等到了。

　　不料1998年5月“大化肥”项目突然改址东方市。熊谷组苦苦支撑多年，此举绷断了它最后一根弦，此后它停止基建项目，甚至通过特殊手法抽走了在洋浦的大部分投资，洋浦土地开发公司也陷入重重债务危机中。

　　得知“大化肥”迁走，于元平和已经调走的江上舟先后给前总理朱镕基写信反映洋浦的困难。这封信发出的当天晚上就收到总理办公室的答复：朱镕基将于1998年12月21日第三次视察洋浦。

　　然而朱镕基此次洋浦之行“心情不好”。

　　“五年后看，不如五年前，比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差”。朱镕基对海南相关领导说。

　　正是此次洋浦之行让朱镕基做了一个决定：中方几家银行分散的股份全部让给光大银行，开发公司74%的股份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于元平本人只占9%。

　　这给了于元平顺利抽身洋浦的机会，此后，于元平重组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在此期间日本熊谷组收回了他们在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的股份及品牌，于元平将大部分债务转给光大银行。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至此更名为香港建设。此后海南洋浦土地开发有限公司重组，海南省彻底控制了洋浦开发公司，从而也控制了洋浦的开发权。香港建设几经重组光大银行后，上海建工继续控股，最终马来西亚黄氏兄弟取得了香港建设的控制权。

　　于元平与熊谷组先后在国内留下深圳“地王大厦”、广州“中信广场”、北京“京广中心”等标志性建筑，但时至今日，于元平与熊谷组早已淡出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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