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社会精神发展过程的载体，显现于中的“灵性”是“精神”的灵性？还是建筑的精神？

　　人类的精神在每一个不同时代总有一种整体的、全新的和同质的表现。因而每一个时代都使其上一个时代的文化、宗教、道德和政治模式变得陈旧腐朽。建筑，作为时代精神的空间表述，其形态上的演变和发展从另一个侧面印证出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

　　建筑之形、建筑之意乃至建筑聚落形态之境，在其构筑方式上都表述了人类对生存空间的时代理解范式。这种理解是基于人类整体历史观的理解，是一种源流式的理念积累，是人类整体思想固化的“活体”，是人类社会生活、社会情境的历史代言场所。

　　建筑所能承载的是人类日常生存之必需的空间需求。它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个体的和群体的、区域的和全球的“日常之需”。这种“日常之需”是来源于人类日常生活的动态之需。而建筑是这种动态之需的空间载体。

　　那么，流动于固化的建筑形体之中的是什么？

　　歌德曾经说：谁要真正认识描述生命之物，先得寻找精神的本质归宿，如果缺乏精神的沟通，那他就没得到生活的全部。

　　建筑，从空间话语的角度上看，是社会生命的描述之物。无论是代表时代文化整合意向的大型公共建筑，还是仅仅代表某种异化精神的试验性建筑，都是人类或群体、或个体精神取向的空间话语表述。

　　那么，这种人类生命发展的空间描述之物——建筑的“精神”是什么？

　　多重含义的现代性

　　纵观古今中外的建筑，没有哪一幢建成的建筑能够摆脱掉其“与生俱来”的形而下的工程逻辑理性。同样，也没有哪一幢建筑能够不顾及形而上的时代精神的哲学理性而泰然屹立于辩证联系着的人类世界，即便是现代主义旗帜下的功能至上的“居住的机器”。

　　现代主义建筑从形式上摆脱不了19、20世纪风起云涌的工业理性的制约，从建筑“机器”本身的内涵——“居住”的层面上看，它也无法脱离时代的现实性而游离于现实社会生活之外，从审美理解表达上它恰恰是促使它产生的时代精神的空间表述。在1977年，西方著名的建筑杂志《ARCHITECTURE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捍卫现代主义》的短文，文中简洁而明确地阐述了作者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时代性的看法：“(它)存在一种良好地规定了的现代风格——它反映了我们自己，它并无意于反对我们的传统，它与我们现在的习惯和传统相吻合，它满足我们的需求，它反映我们的精神状态和我们的文化。这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的现代，我们自己也是现代的，它是活的。”

　　建筑是人类生活的空间载体，建筑的这种“活”的体现是贯穿于整个人类建筑历史之中的。这是辩证史学概念上的“活”，应用于建筑是指：建筑具有建筑空间上的“时间”指向，作为历史进程的“石头的史书”的建筑还存在着历史时间向度上的、属于人类文化整合的“空间向度”。

　　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在建筑的领域中恰当地运用了建筑的形式术语、深刻地显现出了时代的“现代性”，使现代主义建筑在时间和空间的双向度上都准确地表达了社会日常生活的建筑空间归属，以及社会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与精神理性。

　　这里所说的建筑的“现代性”是MODERNITY，而不是仅指狭义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THEMOVEMENTOFMODERNRCHITECTURE。有文献记载“现代性”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2世纪，关于“现代性”一词的哲学考据，不是本文所能论及的。在这里所希望探讨的是，建筑空间形态中所隐含的“现代性”是否涉及形而下的建筑实体所承载的形而上的社会时代精神和日常生活的哲学理念。

　　“现代性”之于建筑学的范畴是一个迁入的表述语汇。15世纪文艺复兴后期，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现代性”从一个单一对应于“古代性”的概念演化成为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概念，“现代性”既代表了与欧洲中世纪所体现的静止、等级、非自由与黑暗、恐怖相差异的“对立”，也代表了时代之变迁、文明之发展等线性时间的差异。另外，“现代性”还体现了人类发展由神性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进一步分化。

　　“现代性”与“古代性”具有时间上的相对性，虽然它们在17世纪末曾是法国著名的“古代与现代”之争时期推崇的概念。发展到现在，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哲学观。换句话说，就是任何新的时代意识都是通过更新相应的“古代”意识关系而形成自身的。辩证地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实践、艺术实践正反映了这一点。建筑师、艺术家们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艺术的旗帜下，实际上发展的恰恰是“当代”的日常生活哲学和艺术的现实意识。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弗朗索利奥塔德认为“现代”的一切科学、哲学是建立在这种“大”精神话语之上的，“现代性”就是对包括精神辩证法、意义的解释、理性主体或个人主义的解放等精神领域财富的创造的研究，研究的结果是对社会的允诺和希望。时至今日，“现代性”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事实上，当我们辩证地回顾人类建筑发展史时，就能发现其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的建筑思想之中的“现代性”，在它成形与成熟的发展进程中，都融合了过去时代的“古代性”。而在其从成熟走向衰落的进程中，其原本的“现代性”在新一轮的变换中演化成了新质的“现代性”之“古代性”。依据这样的哲学史观，我们就不难理解以往被许多建筑史学家们归咎于“审美滞后”的一些建筑形式演变状况的根由。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在崇尚技术的同时会在一些表示整合文化信仰的建筑物——如：神庙、宫殿甚至是现代社会政府权力象征的建筑中，热衷于运用相对滞后的建筑形式手法——如用于大理石柱头的象征“芦苇绑扎柱”的装饰纹样、如用钢筋混凝土去浇筑木质建筑材料而产生的木结构体系的建筑形式。这些表现在建筑的“时代时间”上的交替现象，说明在建筑空间言语的表述中除了建筑对现实的使用功能的表达之外，还有对某种人类文化的整体精神的表述需求存在。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建筑不仅表达了人类日常生活的现实使用功能，而且还表达着人类文化的精神价值。在建筑的发展史中，交替着的是建筑形式上的“新”与“旧”，而不断演变延续着的是建筑话语本质表述的社会文化整合精神的“现代性”与“古代性”。

　　诚然，“现代性”和“古代性”的真正原则并不完全在于其历史时期或精神向度上。在建筑与艺术的领域中，对于“现代性”的表述并不尽如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历史文脉之新的表达。随着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使人类对世界、对宇宙的认知及理智同空间有了愈来愈多的对应关系，人类对时间与空间的领悟，被更多地表述于建筑空间中。

　　后现代主义建筑所昭示的

　　启蒙运动之后启蒙理性的发展，昭示了人类知识与智能不断进步的可能性，以及展现了社会发展和道德演进的美好前景。这在思想上启迪了人类，让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意识到：除了依据历史发展承接而来的“古代性”证实现时“现代性”的合法化之外，还完全可以从未来的“现代性”中去寻求对现时的“现代性”之自信。

　　于是，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者们尝试着用建筑语言表述“新奇”，或在建筑技术手段上、或在建筑空间的心理感受上、或在建筑材料的质感感觉上。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是生活在其时代的整体工业理性思维状态中的，他们所追求的建筑“新奇”，并不仅仅停留在风格的新奇。分析他们的代表作，不难看出他们的“新奇性”中同样表达了与古代、与人类永恒因素的联系。并且，完全、真实地表达了时代的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同样是具有历史演变联系环节中的“现代性”的。

　　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旗帜下的城市与建筑的种种思想理念，各种先锋派的宣言都从各个侧面反映出了“现代性”自身的发展属性。体现在建筑中，就是所谓的涵盖于建筑之中的“活”。

　　从1910年到1960年，现代主义经历了由花园城市到巨型结构、由住宅机器到直人环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源于文艺复兴传统的美学与建造工业的具体手段，愈来愈走向系统化。艺术与科学被通过某些数理关系人为地统一着。也正是由于这种统一的形成，结果导致了对现代性的质疑。

　　在建筑领域中，这种质疑有趣地表现为对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进一步推动与保存诸多牵连的“反叛”。其中，后现代主义就是一例。针对现代主义建筑追求中的过分划一地对文化整合的建筑空间表达上的规定的抗争，后现代主义建筑在其思想根源上更关注对人类文化的自由诠释与对现实、现场存在的空间、时间的表白。后现主义建筑在建筑的时空环境言语表述上更热衷于自我意识的客观规定性的展现。从这个层面上看，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建筑符号下所昭示着的依旧是建筑中蕴含着的历史“当时”。

　　尽管，当代诸多的思想家们，如：伽达默尔、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利奥塔德、杰姆逊、斯潘诺斯、汉斯伯斯顿等大师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转变有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从建筑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建筑还是很难以一种特定的、传统概念上的“风格”来概而论之，它更多的主旨是在于超越现代主义所进行的空间符号“精神”意向表白的一系列的尝试。在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文化氛围中暗含着现代主义先锋派观念的反叛情结。这致使后现代时代知识状况中无所不在的“消解”，也被表白于后现代主义建筑之上。

　　在距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发源地”十分遥远的中国古都北京，现在还立着两幢典例式的建筑——北京的前门箭楼及位于什刹海之畔的辅仁大学教学楼。这两幢建筑是在20世纪初朱启铃主持北京城的改建时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师在运用建筑语汇方面可谓是匠心独运。它完全地表白了当时的中国现实文化的状况。虽然，在它们被建筑的年代后现代思想还没有作为一种主义而出现，但是隐含于建筑之中的社会时代的精神所指性，使世界的建筑师们得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地域上创造属于中国社会情境的现时建筑文化。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建筑所极力表达的是设计师们对于“存在”的界定。那么，在西方，他们的实践是对历史文化的现象学式的建筑体现，在手法上更多地偏好从符号学层面对建筑的支解式的表达，其对社会审美的心态不能不说有着极大的反作用。

　　前面谈到关于建筑在表述实用功能的建筑空间需求之外，还涵盖了社会时代整合文化精神的空间向度。无论是现代主义建筑之前、之中，还是之后，亦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建筑均和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枝未节，在后工业时代唤起的不仅仅是寻求精神寄托之所的愿望。对乡土的崇尚，使思想得以回避对艺术、人、自然的分裂的细致探索。乡土或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始文化，在后现代艺术的代码和形式变换中，占有明确的地位。人类学对于现代艺术，包括现代住区建筑的影响是深远的。普遍化的道德关怀，带来的首先是对平民大众的居住关怀，由此推而广之的是对城市文明的关怀。从规则划一的居住模式，到可识别的住区建设；从个体关怀的“母亲住宅”，到社会关怀的“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宅”；从争取居住的权利，到探索可持续发展的住区，都体现了人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建筑师在住居建筑上所要体现的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功能，更重要的应当是人类聚居中的“生活”精神的建筑空间的体现。在这个层面上看，聚居建筑中也同样有着属于与其相应的、所指为社会整合文化的“现代性”或者权且叫做“现时性”。这种表述于各类建筑中的时代的现代性使建筑在其对时间——空间的表述上显现出了“灵性”。而这灵性，似乎是贯穿于建筑历史演变的整体过程中的。

　　论及至此，不禁要问：建筑是社会精神发展过程的载体，显现于中的“灵性”是“精神”的灵性？还是建筑的精神？追问可以是无穷尽的，放置于此，慢慢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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