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国鼎的生死抉择

　　——关于一家民营家电企业破产的能与不能

　　《破产法》的正式实施，对贵州国鼎家电的100余家供货商而言，意味着又有了新的希望。

　　而在官方看来，相对于一“破”了之，寻求一个地方知名品牌和企业的生存发展之道显得更为紧迫和棘手。

　　6月1日上午8时50分，李城超和他的3名同伴脚步匆忙而谨慎地跨进贵阳市中级法院的大门。

　　此前一小时，李城超一直坐在电脑前。8时许，媒体正式公布：“中国市场经济宪法”———新《破产法》于当日正式实施。

　　他的心头似乎已经有一块石头落了地，叫上同伴就往中院方向赶。他们要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依法对贵州国鼎家电所属的7家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以破产财产偿还所欠的债务。

　　李城超和他的同伴是国鼎家电近百家供货商的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追回国鼎久拖未结的货款和欠款，金额达6556.8万元。

　　面临“崩盘”

　　2006年6月，国鼎家电对外发布公告，公开承认公司资金链断裂。

　　在外人看来，正如日中天的大型家电卖场居然面临崩盘，这消息来得太突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无论从当时的卖场规模，还是曾经创造的扩张神话看，国鼎无疑都可以说是贵州最具知名度的零售明星。这匹起源于黔西北煤都六盘水的商场“黑马”，发家时不过是一个家电零售小门面。在六盘水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创业者邓国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先后建立了贵阳国鼎家电有限公司、遵义国鼎家电贸易有限公司等9家大型卖场，覆盖贵州9个地州市中的6个。

　　在一家独大的环境里，国鼎迅速占领市场并为市民认可，所创造的业绩年年攀升。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销售额超过7.5亿元，市场占有率超过50%，从业人员达6000多人，并相继获得“全国诚信单位”、“西部理想品牌”、“民营企业风采成果优胜企业”、“贵州省著名商标”及“贵州省银行协会信贷诚信企业”等荣誉。

　　而据供货商称，这些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是国鼎大量依靠银行资金并挤占供货商货款“盲目扩张”的结果。“事实上，早在2005年，国鼎就因银行‘断奶’而出现重大损伤。”李城超告诉记者。

　　由此带来的联动效应是，不能归还到期贷款和及时支付货款，导致多家知名供货商撤离卖场，国鼎经营雪上加霜。据供货商出示的有关资料称，截至目前，国鼎已负债数亿元，仅贵阳公司就达两亿元。

　　并非不堪一击

　　国鼎败走，一时舆论哗然。

　　尽管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贵阳人对“国鼎”品牌普遍抱有好感，但仍免不了有百般猜疑。有人认为国鼎近几年盲目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经营无以为继；也有人说国鼎掌门人邓国顶故意抽逃资金，自己享乐去了。而最为普遍的说法是，随着国美电器和苏宁电器相继登陆贵阳，本土市场被两大“巨鳄”抢滩，家电零售格局骤变，尚未苏醒过来的国鼎无应对之招。

　　来自国鼎方面的报告称，国美、苏宁的进入确实造成了其经营上的震荡。2006年上半年，其家电零售和批发的全省市场份额从2005年的85%以上骤降至50%。损失还不仅于此，外来者的冲击使社会各界引发对国鼎能支撑多久的疑问才是致命的。此间，各家电厂商及供货商纷纷压缩在国鼎的铺货额度，这一举动使其原可使用的流动资金骤减了5000多万元。

　　邓国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上述猜疑均予以否定，他分别用国鼎与国美、苏宁进行了比较。在邓国顶看来，立足本省、经营场地属自有资产，经营和管理成本低；拥有全省二级批发网络，二级市场零售和批发，具备良好的区域关系等都是国鼎胜过其它的优势。

　　这位在记者面前挽着裤腿，脚套一双灰布鞋的44岁民企老总拥有大学哲学本科学历，对诗词、书法情有独钟。他坚称，国鼎已稳稳当当走过14年，并非外界盛传的那么不堪一击。

　　自产自销

　　“不进场是等死，进场是找死。”如此鲜明的零供圈子关系对供货商来说早已不是新规则，“大卖场现象”带给他们的，如今已不是困扰，而是困境。

　　供货商称，尽管一开始就发现与卖场的合约大多都是单方规定的“霸王条款”，但他们还是义无返顾地跨进国鼎大门。

　　“没办法，你不进国鼎，就只能抛弃贵州市场，这个损失可能是长久的。”李城超语含苦楚，承认初始时大多供货商都想通过压缩自己的利润来“感动”国鼎，以赢得进入市场的先机。“很多时候，卖场缺什么货我们就供什么货，不愿做的货我们都帮着它做，把所有的货都铺进商场，想用这样的方式携手卖场渡过难关。”李城超说。

　　但事态并未向理想的目标靠拢。原本代销协议中约定40-60天的货款支付期限，被一拖再拖。“现在每天都有供货商去讨钱，但都被各种借口支回来。”据供货商代表周家华介绍，部分供货商从进场至今连本带利分文未收，只好空手撤离；而像他这样现在还在坚持的，大都怀抱希望负债经营，以期拿回货款。

　　就在已步入滑坡的2005年8月，经营面积达2.8万平方米的国鼎贵阳主体卖场隆重开业，被称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家电卖场。不过，这一目前国鼎惟一尚存的卖场，竟然是供货商们在维持。“我们每天向卖场供货，然后每天自己收款，相当于自主经营。”李城超说。

　　而邓国顶的说法是：这一年多来，是向供货商负责和对政府有交代的心理在支撑他苦苦坚持。“在国鼎岌岌可危的生死关头，为了企业的生存我倾全家所有，拿出妻子的个人存款，将仅有的个人住房拿到典当行和信用社贷款，目的就是发放职工工资和偿还供货商货款。”邓国顶表示，供货商自己维持的贵阳卖场一楼和附一楼，属于他们的自救行为，自己也只能充当旁观者。

　　邓国顶一直称，尽管早就有了“一死了之”的念头，但责任感促使他必须学会坦然面对。“我不会甩手不管的。”邓国顶说。在他的办公室，记者发现他已将吃住安排到这里，足见其“坚守”的表态并非一句空话。

　　破产法的能与不能

　　尽管从遭遇拖欠货款开始，便陆续有供货商向法院起诉，不过即便胜诉，他们也拿不到货款。李城超称，几年来他们一直处于“弱势”状态，几乎只能手持一纸空文四处求救。

　　直到近期以来，得知企业破产法即将实施，他们才“醒了神”。“第一次感觉一部法律的诞生对我们这么重要。”供货商代表郭明说。

　　“其实法律给了每个人一件武器，就看你会不会用。”受托代理该案的贵州天和致一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白敏说。在分析国鼎一案时，白认为不能使用惯常的起诉办法，必须找到一条有效的、节约成本的途径，即“提请破产清算，这样对该案件会有一些实质性驱动。”她表示，新《破产法》第7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破产清算的申请。这正是切合本案实际的规定。

　　“法院在接受申请材料5天内应该通知国鼎，国鼎有权提出异议，如果法院判定异议成立，就不会受理，反之则决定受理。而不论国鼎是否提出异议，法院均应在收到破产申请之日起15天内裁定是否受理。若裁定受理，国鼎在15天期限内应准备好有关材料并提交法院，随后企业将由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来管理。”在白敏看来，如果法院依法对国鼎进行破产清算，不仅能防止对方转移资产，且供货商的货款也有了保障。“破产费用由破产企业缴纳，供货商不用支付诉讼费。在破产启动以后，供货商都可以公开透明地看到这笔欠款怎么处置，而不是要私下去勾兑，这样对大家都是平等保护。”白解释说。

　　供货商在主张权益时表现出的对法律的敏感让人侧目，然而事实上，国鼎一案还远不止他们目前所能理解的那么简单。

　　“破产并不是一件好事。”供货商的打算在民建贵州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王录生这里被予否定。此前，王录生作为贵州省官方负责人率队对国鼎一案进行了深入调研。

　　2006年9月，贵阳国鼎因拖欠工资引发职工闹事事件。事后，国鼎就企业面临崩溃向各级政府紧急汇报。此事引起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的高度重视，作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做好维稳工作。以省政协牵头组成的调查小组开始着手对国鼎进行调查。此后，相继有来自党委和政府的数位副省级官员对此作出批示。

　　“一开始我是微服私访，到国鼎商场观察，与员工交谈，感觉他们对企业和领导的说辞都不错。”王录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法院此前已判决国鼎提前偿还建行的贷款，并对其所有固定资产采取超值查封。不过在他看来，法院的立案“不完全合理”。2006年初，据北京一家会计事务所评估，国鼎固定资产达5亿多元，排除3个亿的借贷及货款，尚有两亿余总资产，不存在资不抵债，也就没有判决时所称的“不安全”现象。“破产不符合有关程序。”王录生断言。

　　随后，调研报告呈至省委书记案头，石宗源再次批示要求政府有关领导制定合理方案，督促有关部门妥善处理。据负责处理该案的贵州省经贸委的情况汇报称，由于遭银行起诉，法院判决并查封国鼎资产，致使其资金链断裂，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破产可能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由此，重组方案摆上了有关部门的桌上。

　　事实上，国鼎方面也一直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寻求资产重组，以谋卖场重新启动经营。2006年10月，重庆社商电器已与国鼎家电签署收购协议，并成为国鼎第一大股东。但据邓国鼎称，合作之初对方便屡遭催款的供货商“骚扰”，最终无奈退出。

　　就在一个多月前，国鼎与广东某股份制上市公司合作，注册启动资金2000万元成立“新国鼎公司”，并制定了“按货款15%比例逐月支付”的还款方案。在该方案中，计划1000万元用于归还所欠供货商的货款。不过，重组再次被供货商否定，认为远水难解近渴。

　　贵州省经贸委的重组建议认为，需对原国鼎家电的资产进行清算，将其从重复查封中解冻出来，同时政府应帮助新国鼎搭建融资平台。

　　金融之痛

　　事情正源于国鼎前几年的银行融资。“痛就痛在与银行的合作陷入僵局。”邓国鼎说。

　　据一份2006年10月7日国鼎提交贵州省供货商联合会的“紧急报告”称，国鼎“是在建行的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并将其作为企业发展的惟一合作伙伴，2004年在建行存款最高时达1.2亿元。

　　然而，“伙伴”关系在2005年初出现危机：在国鼎经营出现困难时，其曾多次向贵阳建行城北支行提出释放按揭资产，扩大其它融资渠道的要求，但对方非但未予办理，还让国鼎的其它优质资产抵押物退出建行，并迫使担保公司为国鼎担保的6500万元资金在银行的抵押物剔除不允许使用。同时，银行开始不断降低企业资产评估值，下调国鼎在押的固定资产抵押率，资产综合抵押率降至4.5折，部分资产抵押率不足27%。

　　2006年3月，建行以“挤占供货商货款、到期未能还贷”为由，将国鼎列为“高风险企业”，并实施停款还贷。7月13日，建行分别向贵州省高院、贵阳市中院起诉，两院判处国鼎偿还建行约1.1亿元贷款。因国鼎无力偿还，建行申请资产保全，省高院遂查封国鼎全省约4.8亿元资产(房产)。败诉的国鼎由此陷入瘫痪。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建行的“断奶计划”当年顺利立案，也有蹊跷：2006年7月8日，建行同意向国鼎借贷1000万元，但企业需出示申请报告，并注明“企业因无还款能力，面临倒闭”。拿到报告后仅5天，银行便向法院起诉。记者在国鼎呈送建行的报告中发现，文中的确多次出现“面临倒闭”等字样。

　　“事实上目前最难解决的是供货商和国鼎之间的矛盾。”王录生认为，国鼎破产一案不会一蹴而就，审理过程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即便胜诉，按照新法规定首先也是清偿银行债务，这样拍卖后的国鼎财产将大幅缩水，供货商不一定就能马上拿到货款。“供货商应和国鼎站到一块，支持企业重组，使其走上正常经营之路。”王表示，金融机构从发展地方经济、保护民族品牌的角度考虑，不应该放弃对民营企业的扶持。“民企融资现在是四处碰壁。”他认为，政府应考虑为民企设立专项保护基金，而司法机关也应考虑到企业的具体情况予以必要协助。

　　此间，记者曾数次致电贵阳市中院民事庭了解该案受理情况，但电话一直忙音。

　　“破产对我自己是好事，解脱了，但我还有责任在身，既要冷静面对，还不能忘记找一条血路杀出去。”结束采访时，邓国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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